新冠疫情将让2020年的这场美国大选显得尤为特殊——由于美国疫情不断恶化，今年大选相较往年，有大概8200万人将通过邮寄选票的方式来为乔·拜登或唐纳德·特朗普投票，这比2016年时多出了将近5000万人。

邮寄选票的合法性问题本就可能引发美国两党激烈斗争，进而导致大选不确定性上升，如今30万张邮寄选票下落不明，大选再添谜团。有美媒分析，如果特朗普坚持通过法律程序质疑邮寄选票结果，世界接下来可能见证旷日持久的法律大战。

全球瞩目的美国大选结果，会如何改变中美关系的下一步走向？未来在疫情应对和全球经济复苏方面，国际合作还有哪些空间？

“不管谁最终当选，中美双方仍将会出现真真切切的对抗……我们有必要让这种对抗不出轨。”10月24日，英国第51任首相托尼·布莱尔在第二届外滩金融峰会上说。

在和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副教授金刻羽进行的这场对话中，布莱尔认为，当前时刻全球协调和全球领导力缺失，各国至少要在绝对必要的事情上进行合作。中国作为世界主要领导者的地位和实力不容忽略。尤其在气候变化和经济复苏等方面，西方国家必须要和中国合作，才能找到解决方案。在他看来，中国力量的崛起是正当事实，大多数西方人对中国并无敌意，双方需要积极坦率地进行对话。

“21世纪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就是中美关系。”布莱尔说，而欧洲可以帮助塑造更有成效的中美对话。

他还表示，当今世界政治面临的最大挑战是如何更好地掌握并充分利用技术革命，通过技术来实现长期的经济目标，创造充满活力的现代经济。

以下为金刻羽&布莱尔对话实录

中文实录

疫情加速技术革命进程，改进国家和公民之间的互动

金刻羽：您一直在致力于为各国政府提供抗击疫情的建议，督促政府思考对抗全球流行病的战略，我对您在三个方面的想法特别感兴趣，首先是技术。您曾敦促各国政府，利用技术杠杆来对抗疫情，能对此进行详细的解释吗？

BLAIR：我们研究所现在精力都集中在了应对疫情方面，研究各国政府包括英国应该做出怎样的正确反应。同时也有同事做关于非洲、中东和世界其他国家研究。其中有一件事让我们印象特别深刻：那就是各国一定要明白，我们正生活在一场技术革命中，这些技术变革在疫情之前就已经存在，但疫情之后这些变革的速度加快了，强度也加剧了。所以我认为我们需要让各国了解到技术变革能给国家带来哪些好处，这也是我们在疫情过程中学习到的。

比如说我们现在通过网络进行对话，再比如说大多数的人已经转为在线工作等一些疫情中出现的一些创新行为。我们需要加快发展快速测试、开发治疗方法、疫苗等等。但我认为疫情让技术具有更广泛的涵义。比如说在医疗中，积累大量的数据非常重要，充分使用这些数据也很重要。因此，在我看来，当今世界政治面临的最大挑战就是这场技术革命，我们要了解它、掌握它、利用它。

金刻羽：我分享一下中国在技术使用方面的经验。技术实际上已经成为了一个强有力的政策工具，不仅在抗疫和公共卫生方面发挥作用，也在经济和金融复苏方面发挥了很大作用。中国的技术生态系统非常广阔深厚，由于这场危机对不同人群的冲击有很大的不同，而最优的对策就是针对不同群体采取特定的有针对性的政策，我们把它称为精准施策。通过技术可以做到精准政策的实施。我们可以为医护人员提供医疗保险，降低出口企业的资金成本，降低物流公司的成本，为不同的群体量身定制政策。我觉得在这个方面中国有很多经验可以分享给世界其他国家，你也和非洲国家合作过，非洲的技术也有了飞跃性发展。反而是西方发达国家在这方面落后了，还没有充分使用这些工具，没有能够利用这次疫情实现技术的飞跃。

BLAIR：是的，确实如此。这对西方政府和政策制定者来说是个很大的挑战。在西方国家以及许多发展中国家，政策制定者和变革者分散在两个不同的群体中，制定公共政策的人和改变世界的人没有进行对话。而我们的目标之一，就是让这两组人开始对话，帮助他们互相理解。

举个例子，今天的西方世界面临着巨大的挑战。我们正在为经济复苏倾注一切资源，包括支持系统和投入资金等等。为了克服疫情，我们的支出是极其巨大的。亚洲已经投入了数以万亿美元计的资金来对抗疫情，西方为了度过这次经济衰退，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正在全面调整。但与此同时，这可能会给我们带来巨大的债务问题。而且如果通货膨胀再次出现，届时我们将面临真正的挑战。因此，我们应该研究如何削减成本？如何管理才能使我们的公共服务，比如在医疗保健领域的服务效率更高？

技术是实现这一目标的途径。如果我们能够利用好这场技术革命，我们就有机会重新安排国家的开支并且改进公民与国家的互动。所以，在我看来这是一个根本性的变化。我认为目前西方政治所面临的挑战是，是否可以重新出现能从长远角度考虑问题的领导，做出对国家长期有益的决定。而现在的政治环境中，充斥着短期的被动政策。在脱欧后，英国面临的挑战是必须要创造一个真正充满活力的现代经济，吸引全世界最优秀的人才。而教育体系尤其是高等教育，必须与商业部门互动以便推动技术创新。我认为在某些领域例如生物技术领域，我们有能力做到这一点，但需要大的结构性变革才能确保我们有充分的竞争力。

中国与西方需要在技术竞争中预留合作空间

金刻羽：你提到了全球领导力，这是你的愿景的第二个方面，对此你直言不讳。但是当世界最需要领导力的时候，为什么我们没看到全球协调和全球领导力？是领导人能力不足吗？还仅仅是因为缺乏意愿？

BLAIR：更多的是缺乏意愿，因为对领导力的需求是显而易见的。我从来没有遇到过这样触及到每个人的政治问题。这次的疫情影响到了每个人，每个人都不得不改变自己的生活和工作方式，以及与其他人的交往方式包括和自己的家人的交流方式。所以，政治领导人难免要先看看自己国家的情况，这是必然的。

但很明显，既然是全球大流行，既然我们都面临同样的重大挑战，我们的应对方式可能不同，但面临的挑战本质上是一样的：如何阻止疾病的蔓延，控制它，并消灭它？我认为难以置信的是全球协调的欠缺，比如在提升测试能力、开发快速测试、加速治疗技术和疫苗的生产和分发、以及分享最佳实践案例、分享疾病数据等方面。

现在各国虽然有了一些合作但程度非常有限，只是临床医生们在一起工作，分享一些工作规程之类，还有“新冠疫苗倡议”之类的协议，把疫苗送到发展中世界。但没有能够站出来引领世界的领导者，告诉大家：好吧，尽管我们在其他50件事情上有意见分歧，但抗疫这些事情我们要合作处理。比如在我们国家，快速检测是控制疫情的一个重要环节，假设世界各大国在这次危机开始时就聚在一起说，我们要鼓励开发快速、易用的现场测试，我们也许可以将这些测试的开发周期缩短几个月。我不明白为什么我们没有这样做。

金刻羽：那么在你看来是什么根本原因导致了这种缺乏全球领导力和协调的现象？中国可以在这里发挥很大的作用，而且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发挥了作用，但可以有更多的协调。

BLAIR：我觉得有两个基本的挑战要克服。一个是很多国家，尤其是美国，现在变得非常内敛，专注于自己的内部事务。其次坦率地讲，你应该知道美国和西方国家与中国之间的关系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只有双方都做出改变才有希望让事态出现转机，而这件事绝不会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