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深化收入改革促消费

收入分配改革是多年来经济体制改革的“硬骨头”，国家也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增加低收入者收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然而，中国居民可支配收入占GDP的比重依然严重偏低。未来我们应该确定中国居民可支配收入占GDP的比重逐步达到全球平均水平。

4.1 国企收入应当更多用于改善民生

尽管中国已经建立了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国家以所有者身份依法取得国有资本收益，并对所得收益进行分配的制度正在逐步完善，但是国有企业收入纳入预算的比例仍然不高。根据财政部的数据，2023年国有企业利润总额为4.63万亿元，全国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为6744亿元，只占利润总额的14.6%，用于改善民生的部分就更低了。

2024年初，国务院发布《关于进一步完善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的意见》，提出“有序扩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实施范围，逐步实现国有企业应纳尽纳”，但仍将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的主要用途规定为“主要用于促进国有企业高质量发展，夯实共同富裕的物质基础”，“按规定安排部分资金调入一般公共预算，统筹用于保障和改善民生”。

当前，国有独资企业应交利润收取比例是2014年确定的，一共分为五档，第一类企业为25%，第二类企业为20%，第三类企业为15%，第四类企业为10%，第五类企业免交当年应交利润。

然而，从上市民营企业的分红比例来看，25%的利润收取比例似乎偏低。2023年，沪市主板民营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总额达1603亿元，同比增长8.86%，其中近八成盈利公司分红比例超过30%。

因此，我们认为，在逐步实现国有企业应纳尽纳的同时，也要考虑提升国有企业应交利润收取比例，例如平均提升10个百分点，同时要研究将保障和改善民生也作为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的主要用途之一，相应提升民生支出的份额。

同时，还应当考虑提升国有股权划转充实社保基金的比例。2022年，中央企业资产总额为109.4万亿元，地方国有企业资产总额为230.1万亿元，中央金融企业资产总额为261.6万亿元，地方国有金融企业资产总额为139.3万亿元。

2023年末，中央企业资产总额达到116.5万亿元，地方国有企业资产总额为255.4万亿元，中央金融企业资产总额为289.6万亿元，地方国有金融企业资产总额为155.5万亿元。秉持“利为民所谋”的原则，这些资产应当更大程度地用于提升全民的福祉，因此，建议在2017年《划转部分国有资本充实社保基金实施方案》的基础上，将国有资本划转比例提升至20%，长期来看，还可以把比例提升到30%，甚至可以把部分企业的国有股权全部划入社保基金，有效提升全民社保覆盖范围和报销比例，解除居民消费的后顾之忧。

据媒体报道，截至2020年末，符合条件的中央企业和中央金融机构划转工作全面完成，共划转93家中央企业和中央金融机构国有资本总额1.68万亿元。截至2024年3月，全国划转工作已基本完成（地方国资划转金额未披露）。

粗略估计，如果将国有资本划转比例提升至20%或30%，还可为社保基金增加1.7万亿元或3.5万亿元的资产规模，相当于2023年全国社保基金总规模的57%或117%，这一部分国资分红如果按照全国社保基金截至2023年的年均投资收益率7.36%计算，每年将为全国社保基金带来1260亿元或2590亿元的现金收入。

4.2 多渠道为低收入群体增收

当前，中国中低收入群体仍然占大多数，估计不少于9亿人，主要人群生活在农村，如何增加他们的收入是扩大消费的重要课题。

收入补贴、消费补贴和提升社保水平，应当以中低收入群体为重点。中低收入群体最需要收入补贴和消费补贴，他们的边际消费倾向最高，将补贴发给他们，发挥的效能也最大。同时，提升社保覆盖面和覆盖深度应当以中低收入群体为重点。当前农村居民医疗保险由于保费从最初的10元逐年增加到400元左右，已经出现断缴现象，降低了居民的获得感和遭遇重大疾病时的保障水平。同时，农村养老金多则200多元，少则100多元，与城镇职工养老金存在明显差距，因此，通过提升财政对低收入群体医保和养老金的补贴，增加他们的转移收入，是为低收入群体增收的重要途径。

提高中低收入群体的工资性收入也很重要。《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提出，“着重保护劳动所得，增加劳动者特别是一线劳动者劳动报酬，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各地根据当地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多渠道推动中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增长。

为中小微企业和个体经营者创造良好的经营环境，可以促进增加个体经营性收入。2023年，中国有1.24亿户个体工商户，支撑近3亿人就业，是中低收入群体就业和收入的主要来源。在地方财政收入减少的情况下，个体工商户面临的营商环境可能变差，因此，切实为中小微企业和个体经营者创造良好的经营环境，可增加其经营性收入和工资性收入。

还可以推动农村土地流转，为中低收入群体增加财产性收入。2021年，全国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完成阶段性任务，确定全国共有96.6万个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占有了65.5亿亩集体土地资源、8.22万亿元集体账面资产。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约有9.2亿人，占全国总人口的65%以上。粗略估计，农村空置宅基地超过1亿亩，涉及上亿户农村家庭。如果将这些宅基地通过长租、使用权转让等方式流转起来，上亿户农村家庭将获得稳定的租金收入，对提升消费需求将产生明显作用。建议加快农村宅基地和集体建设用地流转制度改革，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

4.3 推进要素自由流动，消除要素超额稀缺性报酬

在工业化、城镇化过程中，土地部门、房地产行业和金融部门之所以能够获得大量的“超额稀缺性报酬”，原因就在于要素配置的市场化不足，存在一些体制性、机制性原因，人为制造了资金、土地等要素的稀缺状态。

消除超额稀缺性报酬，关键在于加快要素市场化改革。2020年4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公布了《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2021年12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要素市场化配置综合改革试点总体方案》，对推进要素市场化改革做出了部署。《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提出，要“健全生产要素由市场评价贡献、按贡献决定报酬的机制”。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彭森曾在一次会议中指出，当前“在要素市场领域，我国市场经济仍然存在束缚市场主体活力、阻碍市场和价值规律充分发挥作用的弊端，市场发育仍不充分、市场决定要素配置范围有限、要素流动存在体制机制障碍等问题仍较突出”。

要素市场化改革的关键有两点：一是明确要素的权属；二是尊重要素所有者的交易自由，尽量减少不必要的法律限制和行政干预。

当前很多要素市场化改革的政策都在强调有序流动，但对自由流动的关注有所不足。如果要素流动受到种种过时观念、严苛规则的限制，自由流动尚不能实现，表面看起来“有序”，但实际上没有交易的机会，处于僵化、停滞的状态，“生产要素由市场评价贡献”就无法实现。因此，加快要素市场化改革，应当以自由流动为首要诉求。只有让要素先流动起来，要素贡献才能得到市场的评价，要素报酬才能有合理的依据。

对于垄断行业存在的超额垄断收益，可以考虑开征“收入调节基金”，针对上游原材料行业存在的垄断收益，目前只有“石油特别收益金”对油气行业进行了调节。但从近年的利润分配来看，整体上游原材料行业和金融部门都存在明显的超额收益，建议在“石油特别收益金”制度的基础上，对金融、能源、上游原材料等垄断行业开征“收入调节基金”，其收入专项用于增加社保和农村保险基金。

当前中国的中等收入群体规模只有4亿人左右，还有9亿人属于中低收入群体，提升中等收入群体的规模和占比，是繁荣中国消费的重要举措，也是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需要的必由之路。我们提出“10年实现居民可支配收入倍增”，也有学者提出“力争用10年左右时间，实现中等收入群体倍增”的目标，尽管指标和路径可能有所不同，但增加居民收入、繁荣中国消费、畅通国内经济循环、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指向是一致的。

如果通过各方面的努力，10年内将中低收入群体的1/3，即3亿人转化为中等收入群体，中国的中等收入群体就将扩大到7亿人，将成为中国建设全球最大消费市场最坚实的基础和最可靠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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