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力提振消费、提高投资效益，全方位扩大国内需求”是今年各项重点任务之首。3月17日，国新办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近日由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方案》，再次以强有力的措施释放消费动能。

但任何希望释放这种强大的消费动能的尝试，都必须以实现工资收入的增长为前提。世界工厂的转型之路该怎样突破这一问题，正在拷问着推动中国经济转型的思考者们。

万博新经济研究院院长滕泰、副院长张海冰在其新作《消费繁荣与中国未来》中指出，中国要实现消费繁荣，必须实现居民可支配收入的修复性增长，做好长期可持续增长的制度性安排。他们提出为了实现居民收入的修复性增长，10年实现居民可支配收入倍增是可行的。

同时，在《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方案》中，国家也将“城乡居民增收促进行动”放在首位，在强调推进促进工资性收入合理增长的同时，提出包括拓宽财产性收入渠道、促进农民增收和扎实解决拖欠账款问题等具体要求。我国政府正在通过中国人民收入增长的长期确定性，为消费长期繁荣奠定基础。

《消费繁荣与中国未来》，滕泰 张海冰 著，中信出版集团

三、从收入端促消费是根本解决之道

大多数发达国家，都是在工业化推动居民收入高速增长的阶段，就将消费占比推升到总需求的主导地位。要实现中国消费的长期繁荣，必须加快中国居民收入增长，这是促进消费繁荣的根本解决之道。

而谈到居民收入增长促消费，就有人提出发钱或发放消费券不可持续，只有就业收入才可持续，结果陷入先有就业增长还是先有收入和消费增长的循环。在消费不足已经成为需求疲软、就业减少的原因的前提下，用就业这样的长期措施否定发钱或发放消费券这样的短期有效举措，是似是而非的，因为这会造成在增加居民收入促消费方面无所作为。只有引入外来的力量打破这个循环论争，才能实现居民收入的修复性增长，真正推动消费繁荣。

3.1 消费是收入的函数，收入增长是消费繁荣的根基

众所周知，消费是收入的函数，可以表示为：C=a+bY

其中，C表示消费支出；Y表示可支配收入；a表示自发消费，也就是基本消费需求；b表示边际消费倾向。

也就是说，收入越高，消费越高，边际消费倾向越高，消费也就越高。

在供给结构不变的市场中，消费需求受到价格、收入等因素变化的影响，表示为：D=f(P,I,R…)

其中，D代表消费需求，P代表价格，I代表收入，R代表利率。

价格变动影响了收入的实际增长水平，利率通过影响储蓄，间接影响了消费倾向——提升利率可以降低消费倾向，降低利率可以提升消费倾向。利率是短期的外部变量，而收入才是决定消费需求的长期内生变量。

短期我们可以通过降息来提升居民消费倾向促消费，但长期来看，只有居民可支配收入实现持续增长，才是推动消费繁荣的根本保障。凯恩斯也说过：“对于消费倾向，国家要部分通过赋税制度、部分通过利息率的涨落和部分通过其他手段来施加引导的作用。”凯恩斯的意思是，利息率的涨落可以影响消费倾向，赋税制度和其他手段则指向居民收入的变化。

3.2 十年实现居民可支配收入倍增的可行性

中国要实现消费繁荣，化解总需求不足之困，必须实现居民可支配收入的修复性增长，并做好长期可持续增长的制度性安排。为了实现居民收入的修复性增长，我们测算后认为，10年实现居民可支配收入倍增是可行的。

如果10年后中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到7.84万元，按照0.75的居民平均消费倾向，居民消费需求将达到80万亿元，相当于11.3万亿美元（按照1美元兑换7.1元人民币计算）；2023年美国零售总额为7万亿美元，按照4%的增长率，10年后美国的零售总额为10.4万亿美元，中国将成为全球第一大消费市场。

这就需要在中国经济增速保持5%的前提下，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速高于GDP收入2.2个百分点，达到7.2%的增速，10年让中国居民可支配收入翻一番。从中国财政收入增速长期高于GDP增速的情况来看，如果采取适当的政策引导，这个增速是可以实现的。

如果按照7%左右的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速，10年后中国居民可支配收入占GDP的比重将比当前提高5~10个百分点，虽然仍低于美国目前的水平，但基本上达到欧洲国家60%~65%的水平。

3.3 如何增加工资和劳务性收入

工资性收入是居民可支配收入的主要部分，近年来工资性收入占中国居民可支配收入的比例为55%~57%。要实现居民收入持续增长，工资和劳务性收入的增长是必须的。

从宏观角度来看，国民收入中工资性收入的增长，需要就业人数增长和工资水平上升两个条件，而这两个条件，又需要总需求扩张带来的经济复苏和繁荣，这就构成“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循环问题：为了解决总需求不足，需要增加工资性收入，而为了增加工资性收入，又需要总需求扩张带来的就业增长。

因此，在总需求不足已经出现的条件下，过度强调增加工资性收入来促消费，实际上是很难实现的，这也是2020年以来，很多单纯以“保就业”“保市场主体”为主要指向的建议和政策难以取得实效的原因——在总需求不足的大环境中，保市场主体实际上是保供给，而非扩张总需求，结果是市场主体不盈利，最终也保不住。

只有借助外来的力量，先打破总需求不足这个大前提条件，才能谈得上增加就业、提升工资，带动消费繁荣。

3.4 发放消费券对开启良性经济循环的作用

有这样一个故事，深刻地说明了“借助外来的力量，打破‘先有鸡还是先有蛋’循环”的过程和意义。

在一个萧条的小镇上，大家都没钱，旅馆没有人住，屠夫的猪肉没有人买，理发馆没有人理发，裁缝的衣服卖不出去……一个旅人拿100块钱去旅馆住宿，旅馆店主把赚来的100块钱给了屠夫买猪肉，屠夫把赚来的100块钱用来理发，理发师又用100块钱买了衣服……于是，萧条的小镇复活了。这就是在特定条件下，一次性收入对经济循环的作用。

用发钱或发放消费券这样的一次性收入增长来刺激经济的本质，就是打破原来的恶性循环，让经济循环的飞轮先转起来。2020年，新冠疫情来袭时的经济就像这个萧条的小镇，这时如果政府通过消费补贴的方式来扮演这个“旅人”的角色，就可以为经济注入急需的购买力，恢复经济循环。当时，美国、欧洲、日本、澳大利亚、加拿大、新加坡等就是这样做的，结果很成功。

有人认为，中国目前已经度过了疫情的冲击，无须再用这种“激烈”的方式增加居民收入和扩大消费需求。但我们已经在前文论述过，中国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速长期低于GDP增速，形成了收入占比偏低的缺口，这是中国消费需求不足的长期根源，加上疫情发生后我们主要的政策资源用于扩大供给，没有对居民收入和消费能力进行补贴和保护，导致居民收入和财富消耗很大，与近年来楼市、股市低迷带来的财富损失相叠加，中国居民的收入和资产负债表已经严重受损，亟待修复。

同时必须看到，疫情发生后一度支撑中国总需求的出口面临着越来越大的不确定性。特朗普就任美国总统后，美国继续提高中国商品的关税在所难免，欧洲国家也可能由于外部压力和保护本国内部产业的需要对中国商品加高壁垒，一旦出口增速回落，总需求不足将进一步加剧。因此，通过发钱或发放消费券来尽快修复家庭资产负债表，实现居民收入的修复性增长，尽快扩大国内消费需求，是迫在眉睫的任务。

3.5 推动资本市场健康发展，增加居民财产性收入

2023年，中国居民的财产性收入在可支配收入中的占比为8.6%，而同期美国个人收入中财产性收入的占比超过20%，相比之下中国居民的财产性收入仍有很大的增长空间，推动资本市场健康发展是增加居民财产性收入的重要举措。

目前，中国约有2亿股票投资者和更多的证券基金投资者，背后对应的中等收入群体超过4亿人，持有的股票和基金市值超过40万亿元。如果其持有的股票市值和基金净值出现25%的增长，就将带来超过10万亿元的财富增加，进而带来巨大的消费需求增长，并且会促进市场化的企业投资需求扩张，更好地发挥消费的基础作用和投资的关键作用。

美国、日本和印度等国家的资本市场过去10多年在增加居民财产性收入方面已成为经典案例。从全球金融危机后的表现来看，从2009年3月的6626点到2024年8月的41622点，美国道琼斯工业指数上涨了528%，同期印度孟买敏感30指数上涨了754%。从2013年初到2024年8月，日经225指数上涨了240%。

2012年初，上证综指处在2100点左右，到2024年8月，上证综指仍然在2800点左右徘徊，12年涨幅不到40%，不仅与美国、日本、印度等国家资本市场的表现相去甚远，也与这些年中国经济增长的成果不相称。

一个国家股票市场总市值与GDP的比值，被称为“巴菲特指标”，可以衡量这个国家资本市场的发育程度。当前，美国的巴菲特指标超过200%， 2023年底中国的巴菲特指标仅为61%。如果中国的巴菲特指标能翻一番，超过中国2024年GDP的130%，将为中国居民增加84.7万亿元的财富，相当于2023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180%，将形成巨大的财富效应，推动居民消费能力大幅提升。

由于超过70%的中国居民财富是以房产的形式存在的，近年来楼市价格的下跌也造成了严重的负财富效应，对居民的财富存量和现金流影响很大。因此，尽快实现楼市企稳，也是保护居民资产负债表的重要措施。

3.6 降低个人税负，增加居民收入

2016年以来，中国出台了一系列减税降费措施，但从企业和居民的微观感受来看，获得感似乎并不明显。此外，五险一金的实际负担加重，也影响了劳动者可支配收入的增长。

从官方披露的数据来看，2019—2023年，全年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三项社会保险基金收入从5.91万亿元增长到7.97万亿元，参保人数从9.68亿人增加到10.66亿人（按养老保险计算），人均贡献收入从6105元增加到7484元，增幅为22.6%。其中2020年为了应对新冠疫情，企业社会保险费得到阶段性减免，三项社保基金收入较2019年下降了14.3%，但2021年就增长了35.2%，较疫情前的2019年还增长了15%，2023年较2019年增长了34.8%。

因此，在经济增速不断下滑的情况下，不能再继续通过较高的五险一金来把本应发给职工的当期收入变成未来收入，而是应该让企业将更多财力用于增加员工的当期收入。

为了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下一步应当把降低税负的重点放在个人所得税上，个人所得税仅占财政收入的8.2%，降税对财政收入的总体影响有限，但对居民收入增长影响明显，对推动消费的作用较大。降低个人所得税税负，不仅起征点需要进一步提高，还需要降低个人所得税的税率。目前中国个人所得税税率最高为45%，显著高于美国、新加坡等国家，具备全面降低个税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