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罗德里克•比顿】

希腊人是谁？是什么样的共同经历和集体记忆、追求和成就，塑造了今天世界上的1000多万希腊人？这些人大多生活在位于欧洲东南角的两个欧盟成员国——希腊和塞浦路斯。当然，凡是地球上有人居住的大陆，都有希腊族生活的社区，这些社区被称为“希腊流散区”。

过去，谁是希腊人？自文艺复兴以来，西欧思想家就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3000-2000年前，欧洲这个东南角落孕育了灿烂的文明，在文学、哲学、政治和科学等方面取得了辉煌的成就。文艺复兴以后，学者和旅行家开始重新审视这个文明。

这个问题很重要，因为今天我们对“欧洲”或“西方”文化的界定，包括对艺术、科学、社会科学和政治的界定，都建立在古代希腊文明缔造者所奠定的基础上，而那些缔造者正是“希腊人”。

2004年雅典奥运会开幕式上的演出

祖先：古希腊人以及中世纪罗马人

没有人知道我们最遥远的祖先是谁。如果说所有的现代人都是由5万多年前走出非洲的部落繁衍而来的，那么希腊人一定也不例外。遗传学的进展可能会揭示，现在讲希腊语的人究竟在多大程度上与古代“经典”文化的创造者们有着相同的基因。不过，对于我们了解希腊的现代史，这真的不重要。人类的现代史只有几千年，从这样的尺度上看，影响历史的因素是环境、行为、事件、思想等，而不是进化生物学。

在这个意义上，重要的不是构成国家人口的个体的生物学祖先，而是某种比喻意义上的一个国家、民族、政权或者我们称之为文化的复杂现象的祖先，尽管“祖先”这个词最常见的意思是生物学祖先。对于古希腊文明是否可以被恰如其分地称为“国家”，人们还是存有疑问的。但可以肯定的是，古希腊文明时期从来就没有出现过一个主权国家。

不过，希腊人与那些他们称之为“我们的远祖”的人，有一种类似亲属关系的感觉。最近几十年，“我们的远祖”这个术语已经变成了老生常谈，得到了广泛的认可。如此说来，此术语对于我们在现代社会中界定希腊这个国家的构成要素，是一个很好的总结。

对于这种亲属关系，乔治•塞菲里斯给出了最为精妙的描述。他在1963年接受诺贝尔文学奖的演讲中说：“我不是说我们（与古希腊人）有着同样的血统，因为我对种族理论有种恐惧感，但是我们依然生活在同一个国家，我们看到同样的山峦隐没在遥远的海平线上。”

塞菲里斯还强调了语言的连续性。他指出，描述“太阳光线”的词汇，从3 000年前的荷马时代至今几乎没有什么变化。与大多数同时代的人一样，塞菲里斯在20世纪30—40年代经历了纳粹种族主义者给世界带来的恐惧。他强调的是一种亲近关系，这种关系建立在自然风貌和语言的基础上，是在时间的推移中发展起来的，是从心灵深处感知到的东西，而不是一种武断的教条主义，不是建立在基因推测基础上的。

持有这种观点的不只是希腊人。希腊于2010年发生金融危机后，全世界有很多漫画家在媒体上发表他们依据希腊经典模式和形象创作的漫画，直观地表达他们对这个曾经创造伟大文明、而今处于糟糕状况的国度的看法。

有的漫画描绘了希腊古代神庙，熠熠发光的大理石上布满了裂纹；有的漫画把欧元硬币上的铁饼描绘成歪斜的形状，寓示着希腊给欧元带来的混乱。这些漫画形象在远离希腊的国家引发了大众的想象，总的来说，即便人们的态度不是完全充满敌意，也是批评性的。

就希腊人而言，这种类似亲属关系的感觉让他们呼唤埃尔金大理石雕塑的回归。这些雕塑原本是帕特农神庙的石雕，在19世纪初被埃尔金勋爵拆下来运走。自1817年以来，这些精美绝伦的雕塑就一直在伦敦的大英博物馆展出，其创作者在2 500年前就已经作古，但是后人一直对其进行称颂、揣摩。这其中就有玛丽娜•墨蔻莉。她曾是电影明星、流行歌手，后来担任希腊文化部部长。她的赞叹感人至深：“那是我们的骄傲……我们的理想、我们的名牌……是希腊文化的精髓。”

大英博物馆藏帕特农神庙部分雕塑

这一点是不容否认的，至少是不能轻易抹掉的。有人认为，经过数百年持续不断的人口迁徙和战争入侵，古代希腊人的基因库不可能保存下来。有人摈弃对希腊先祖的迷恋，以此作为回避历史事实的一种方式。但是，这样说都没有抓住要点。我们讨论的是亲近关系的感觉，是一种感知，不是一系列可以得到客观证明的现实。

与先祖的亲近感本身就是一种需要进一步理解和解释的历史事实。这种亲近感是如何存在的，尔后又怎样产生了如此持久的影响？诸如此类的问题都是希腊如何变成现代国家这个故事的必要组成部分，而这正是本书要讲述的故事。

今天，我们习以为常地把“现代希腊”作为古代希腊的延续，因此很难想象，在距离我们十分久远的古希腊时代，讲希腊语的人相互间是不存在这种亲近感的。我们称之为“古希腊人”的那些人，在当时可能不是这样称呼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