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察者网：党中央组建中央科技委员会，并由重组后的科技部整体承担其办事机构职能，同时科技部的诸多职能也划到了其他部委，这能否助推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唐亚林：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是国家发展的强大动力基础。但我们传统的科技职能是分散的，有些职能不突出。

这次改革，科技部一些涉及农村的、高新技术发展与产业化规划的职能被划走了，就是为了突出它的主行主业——健全新型科技举国体制、优化科技创新全链条管理、促进科技成果转化、促进科技和经济社会发展相结合，这也可能也是原来科技部做得不够的地方。

另外，针对目前出现的全球高科技竞争局面，尤其是遇到了“技术卡脖子”的背景下，我们科技部的职能要因时而变、因事而变、因势而变。首先得知道发展任务和主攻方向，知道我们哪方面薄弱，其次要形成合力，第三要形成相应的机制，这就为新型科技举国体制的形成探索了经验，有利于“卡脖子技术”领域的自主知识创新、自主知识产权建构和自主可控产业链集群成长。

观察者网：党中央组建中央社会工作部作为党中央的职能部门，除了统筹指导信访工作外，职能还包括“推进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和基层政权建设”，这有什么重要意义？

唐亚林：中央社工部的组建在社会体制上算得上一个重大的变革。目前我们面临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愈加严峻复杂，中央也提出“必须准备接受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因此只要我们基层稳了，我们国家的大盘就稳了。以前我们讲“郡县治、天下安”，但我们现在完全可以这么讲，“基层治、中国安”。

基层工作涉及到基层政治治理、社会治理、行业建设等。我们传统讲社会治理要发挥多元主体作用，中央社会工作部组建能对社会多元主体进行有效统筹，发挥他们的参与、联动、治理乃至合力发展的作用。这可以针对不同人群、机构、组织，包括新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新就业群体的治理，形成新的实践模式与理论范式，也有利于推动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观察者网：国务院组建国家数据局，统筹推进数字中国、数字经济、数字社会规划建设，引起了广泛热议，您如何看待这一设置？对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建设有何意义？

唐亚林：国家数据局的组建有三方面的意义，一是数据在今后的开发利用中如何向社会和市场开放，如何适应数字时代的需求，推动数字经济发展，以及进行数字治理。

其次是数据的权威性收集和处理的问题，以及隐私保密的问题，就是收集、处理、保护、开发、利用等。这涉及到对数据的管理规章制度的顶层设计问题，需要打破部门所有、地区所有的原有格局。

第三是它确实为未来的数字产业、数字经济、数字治理提供新的基础，但是能走到什么地步，目前为止只能看出一个大概一个大势，很多具体应用出来后，还有待观察其后续影响。目前数字治理、数字产业已经有了，到底今后走向何方，还有待进一步观察。

观察者网：时隔五年，全国老龄工作由卫健委重新划入民政部，是有什么考虑？

唐亚林：老龄工作既是一个事业，又是一个产业，当然还可以说是个“人心工作”，就是要为老年人提供各种服务。

而卫健委的职能更多是关于健康业、医疗卫生业的，更多聚焦为老服务背后的健康咨询、医疗卫生、医养结合等问题。但为老服务还包括其他的方面，比如文化服务、养老照护、社会保障、精神关怀、设施建设等等，显然卫健委在这些方面可发挥的空间并不大。

而民政部在过去几年支持培育了大量养老机构设施资源、社区养老基础设施和空间，也形成了比较健全的治理机制与组织管理体系，具有较强的服务能力和统合能力。

观察者网：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门编制按照5%的比例精简，但县乡两级不作精简要求，这一安排的原因是什么？

唐亚林：首先要强调的是，我国的官民比，实际上是在全世界中都是比较低的，大大落后于美国、英国、法国、日本这些国家，中国的比例1%都不到。其次，精简主要是为了优化资源配置，各部门精简出来的名额要用于新设机构。

至于县乡两级不做精简要求，是让基层的公务员的作用和能力得到有效的充分的发挥和运用。中国的党政机关要重走群众路线，我觉得要回归基层，回归民众，回归服务，回归人心。

李强总理在编辑会上说，坐在办公室碰到的全是问题，深入基层看到的全是办法。总理这句话是说明什么？就是我们的干部需要面对基层、面对群众、面对服务、面对人心、回归群众路线，而且对基层干部来说，不在于数量多少，而是要服务是否到位。所以目前我们基层机构与人员并不是超额问题、膨胀问题，而是从上到下怎么优化的问题，怎么为民服务的问题，怎么为国家事业发展奋斗的问题。

2022年4月，新疆博湖县纪检监察干部深入基层了解小麦种植、长势及春耕贷款发放情况（图自央广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