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假志愿者

很多人都有这样的经验：在朋友圈刷到朋友的朋友患病，或者一些感人的陌生人求助信息，就会随时点开捐款链接，尽自己一份心意。这些以救助捐款为初衷的用户，在进入水滴的平台后，会被引导关注到水滴互助和水滴保。从“为那些不幸的病人尽一份绵薄之力”的心情出发，用户的付费心理很容易划向“为自己买一份安心险”这样的消费决策。

而水滴互助在会员充值页提示，加入某个互助计划，一年因分摊互助金而支付的金额在150元左右。相比传统保险产品的模式，它的消费决策门槛更低。

水滴互助加入互助加入计划页面。

水滴公司起家的项目正是“水滴互助”。2016年沈鹏在创业之初曾接受《第一财经》YiMagazine采访，他把这个产品解读为标准化的预付费众筹：“它的目的，是在人有困难的时候能确保有金额支付，而不是现张罗筹款，这会给用户一个安全感。”

野蛮圈地和恶性竞争，是造成这种狼性地推模式的另一个原因。 医院作为病患聚集地，最容易找到项目发起人，自然也成为兵家必争之地。

本周，《第一财经》YiMagazine关注到，水滴筹的“老对手”——轻松筹在各大招聘网站发布的“BD/志愿者/地推”的广告页面在本周已经全部下线，但此前在各大医院并没少看到其地推的身影。

“我们在医院也会经常碰到其他平台的志愿者，有时看到对方贴的传单，我们会偷偷撕掉。”一位曾在某公益众筹平台干过兼职地推的大学生对《第一财经》YiMagazine回忆道。这名不愿具名的在校学生表示，自己做的一份有偿职位，但对外他更愿意自称为公益志愿者，“其实学生做这种和病人沟通的工作更有耐心，因此平台也愿意找我们。”

记者曾尝试在水滴筹平台完成用户注册后，尝试填写患病信息但并没有发布，但在接下来的3天中，便开始不断收到来自平台的客服电话和短信，“催促”正式发布筹款信息。 尽管这些平台未曾披露过转化率，但从各家对扩大公益筹款规模这件事的“疯狂”程度反观，流量依然是他们的命根子。

那么，在线大病众筹产品的流量洼地到底在哪里？“下沉”是沈鹏不断提到的词。 作为“美团第10号员工”，他深知地面推广的重要性。而水滴筹早期的运营人员中，有很多人也直接来自美团。

也是在今年，沈鹏曾对外透露，水滴筹中76%的筹款用户和72%的捐款用户都来自于三四五线城市，这与水滴互助的用户画像高度重合——77%的互动用户来自于三四五线城市，以自由职业、做小生意、务农、已婚有小孩的人居多。从互联网使用习惯上来看，他们远比一二线城市的人有更强的转发意愿。同时这些低线城市往往也是“大病致穷”的重灾区。

水滴筹就拥有一支强大的地推团队。今年3月的一次公开演讲中，沈鹏提及这支队伍的规模——300多个片区经理和超过1.6万名的志愿者。这些志愿者会到农村中刷墙面广告，在便利店门口贴传单、发免费太阳伞，以及深入医院“扫楼”，很多医院也默许这些志愿者进入。接下来，他们会负责面对面与患者及家属敲定筹款额度，帮助其上传资料提交申请，一旦后台审核通过便会直接呈现在App中。按照水滴筹的说法，他们会自掏腰包给予志愿者几十元到上百元每单的奖励。

在很多场合，沈鹏还是习惯用志愿者这个身份来描述他手下的这些地推。但是，一个因为签单就能拿到金钱回报的人，客观上就已经自动脱离了“志愿者”这个身份。但为什么众筹平台们热衷于使用“志愿者”这个说法呢？原因是相比雇佣专职从事地推工作的员工，找兼职的志愿者更为划算——在这个定义非常模糊的身份之下，平台不用为这些人员缴纳五险一金，甚至不用提供绩效奖励以外的固定工资。那些真正出于公益心而主动参与产品推介的志愿者，也是一个确实存在的群体。

脆弱的信任关系

为了加速增长吸引用户，轻松筹和水滴筹这样的大平台也提供更多的衍生服务，比如快速生成筹款文案的服务，使得很多筹款信息读起来十分生动、真切又感人。在用户填写父亲和白血病等基本信息后，水滴筹生成了这样的文案：

《如果能以命换命，我愿换取身患白血病的父亲》

XXX是我的爸爸，我们一家人本平凡和谐地过着日子，可突如其来的病一下压倒了这个家，爸爸被确诊为白血病，爸爸为这个家辛苦忙碌了这么多年，如今却饱受疾病折磨，我心中满是苦楚和无奈，百善孝为先，爸爸育我成人，我要全力相报，但事大力薄，我真切需要得到广大爱心人士的关心和援助......

激进的“获客”策略，注定会在整个操作流程上造成各种信息真实性的隐患。比如，水滴筹的线上初审环节，平台不需要发起人填报家庭财产情况，“30天筹款期结束后，只要补齐医疗信息和财产信息后便可提现。”水滴筹的客服人员曾告诉《第一财经》YiMagazine。

这意味着，众筹项目发布前，平台并不知悉患者家庭的真实经济情况，同时平台也不会派人专门去医院核实线上申请者的病情。“目前整个行业对于车产、房产、存款等家庭经济情况普遍缺乏合法有效的核实途径。”水滴筹曾如此回应道，其称这样的流程设计是为了让患者更快启动筹款。

“你现阶段有资金困难，无法及时拿出很多钱来治病，比如有房子但是无法快速出售，但病情很严重这种，也可以被救助。”前述筹款平台的志愿者告诉《第一财经》YiMagazine。

一些利用平台漏洞和人们爱心的骗捐行为，甚至演化成一条产业链： 花几百元代开假医疗证明，填写真实的姓名和身份证号，链接生成后，还有专门的兼职“互助转发微信群”，帮点“情况属实”和转发筹款，当然这些人都可以获得一定的收益。甚至还有制作微信假网页，点开后和主流捐款平台的界面相同，而收到的钱款直接进入私人账户。

至于钱款的去处，几个平台都是本着发起人自愿的原则上传，平台方并不会强制其提供钱款去向，这就为诈捐埋下了隐患。

11月6日，全国首例互联网大病求助纠纷案在朝阳法院公开宣判——被告莫先生在2018年4月因孩子生病，在水滴筹发起40万元的筹款项目，筹到15万余元后孩子不治去世，但这15万元依旧打到其账户上，随后水滴筹接到举报称莫先生在筹款时隐瞒财产情况，并将筹集款项挪作他用。在一审中，莫先生被判决全额返还筹款并支付相应利息。

“这类问题核心是公司的管理问题”， 水滴筹在12月2日的官方回应中称，新的考核办法会围绕筹款全过程，侧重项目真实合规和服务质量维度。同时成立独立的服务监督团队，发现和查处不同渠道反馈的问题。对线下服务进行项目全周期的考核，从产品体验角度，是一个更为科学的运营思路，但弊端是会加重人力成本。

公益性质的创新服务，成功的基础是信任，但信任也恰恰是这类产品最为脆弱、需要很好保护的环节。 遥想发生于8年前的郭美美事件，对于红会信誉造成的深远影响，至今都很难说已经被彻底消除。企业如果可以做到诚恳踏实做公益的同时，透明稳健地搞商业，而不是让公益成为商业的“消耗品”——公益与商业之间，并非天然对立的关系。

记者|邓舒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