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刘杰】

对于“闲不住”的超龄农民工来说，他们可能是习惯了劳作的日子，想发挥余力多赚些钱；而对于更多“不能闲”的超龄农民工来说，他们可能是家里的“顶梁柱”，还要帮子女分担彩礼、房贷等压力，为了生活不得不负重前行。

凌晨5点，在北京市通州区马驹桥镇，天刚蒙蒙亮，东南风呼呼地吹着，体感温度只有8摄氏度。100多名农民工戴着口罩、穿着厚外套，在西店路与漷马路丁字路口一侧的停车场大院内，三五成群地站着，有男有女，男的居多，等待着打零工的机会。

凌晨5点在马驹桥一处自发形成的劳务市场内等待雇主的农民工。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刘杰摄

4月23日，记者在这里见到了64岁的郭相书。他的身高只有1米6左右，走起路来有些跛脚，左边肩上挎着工具包，右手夹着一根燃着的自制卷烟，不时地吸上两口。

郭相书是建筑工地上的“老江湖”，从2000年起就开始外出打工，相继到过北京、山东、山西等多个地方。2018年10月，60岁的他在河北一处工地上干活的时候，因为意外连人带梯子摔倒在地上，导致左腿骨折，最终被认定为二级残疾。

去年，养好伤的郭相书发现自己很难再找到工地上的活了。当秋收结束后，他就离开了老家——河南濮阳市南乐县梁村乡，继续转战劳务市场打零工。然而情况并不乐观，除去房租水电费，到目前只挣了6000多元。

近年来，全国多地陆续发文对建筑施工行业超龄农民工进行用工规范，禁止60周岁以上男性及50周岁以上女性从事建筑施工作业。

据现场的几位农民工介绍，建筑工地有时会来这边招人，但60岁以上的根本不会要，有时候甚至连55岁以上的都不要。而一些工厂、家政的活，招人时年龄则卡得更严。

受各地建筑行业“清退令”及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等因素影响，超龄农民工在城市的就业机会正在减少，但每天仍有为数不少的超龄农民工远离故土，到城镇寻找着挣钱的机会。

“闲不住”和“不能闲”

“往年还能找到工地上的活，今年忽然找不到了，感觉没有奋斗目标了。”说这话时，全振中耸了耸肩。全振中今年69岁，是湖北省钟祥市柴湖镇鱼池村村民。自2002年从村干部的岗位退休后，他就经常在农闲的时候到武汉、广州等大城市的工地上挣钱，砌墙、垒砖、和水泥，啥活都干过，总之就是当小工。常年在工地打工，他认识了不少项目经理、包工队队长、工友，“我们都经常联系，有合适的活他们就叫我。”

去年，在熟人介绍下，全振中参与了武汉市黄陂区盘龙城地铁站的尾期工程建设，在一个月零九天的时间里挣了1万多元。“虽然上了年纪，但我感觉身体还很强壮，想靠自己的双手多创造财富，给儿女做榜样。”

“闲不住”的全振中还经常鼓励村里岁数大的村民与他一起外出务工，69岁的全和生就是其中一员。“别看他牙没了，头发也白了，干得还很开心呢。”全振中笑着说。

在江苏省太仓市某工地上，建筑工人正在作业。 叶晓宁 摄

如果对全振中来说，到建筑工地打工是“闲不住”，那么对于侯国俊来说，则是“不能闲”。

侯国俊今年62岁，是甘肃省渭源县祁家庙镇的村民。在国家脱贫攻坚政策的推动下，侯国俊一家进行了危房改造，接受了产业扶持，2019年刚脱离贫困线。

脱贫后这几年，侯国俊还面临着现实的困难。老伴儿患有腰椎间盘突出，不能干重体力活。自己又不会开拖拉机，家里的地都靠儿子一个人打理。儿媳则照顾刚上初一的孙女和小学五年级的孙子。虽说地里种了些当归、黄芪等药材，儿子也经常到建筑工地上打工挣钱，但仅靠这些收入根本不够一家人用的。

“咱也不能总靠政府扶持吧。”于是一直没怎么出过远门的侯国俊，主动提出要外出务工。去年受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影响，南方一些工厂用工短缺，放松了对招工年龄的限制。侯国俊辗转到浙江、江苏等地的藤椅厂、电机公司打工。但到了流水线上他才发现，原来这里一天只有吃饭和上厕所的时候才能休息一会，快速的节奏让他难以适应。再加上南方天气闷热，主食以米饭为主，爱吃面食的他在换了几家公司后，终于待不下去又返回了家乡。

今年，侯国俊得到消息说，兰州的一个建筑工地缺个零工。他果断报名，包工程的老板也爽快答应了，“老侯这人我打过几次交道，别看岁数大，但干活老实，手脚麻利，脑袋也灵光。”现在，侯国俊每天能有160元左右的收入。对他来讲，建筑工地上干一会能歇一会，感觉会好一些。

对于父亲坚持要外出务工的做法，儿子侯海林无奈地对记者说：“作为儿女，谁想让老人家出去打工？实在是没办法的办法。”

“闲不住”的全振中和“不能闲”的侯国俊，是当下大多数超龄农民工的缩影。对于“闲不住”的超龄农民工来说，他们可能是习惯了劳动的日子，想要发挥余力多赚些钱，假如累了可以选择停下脚步，至少不用为生计发愁。而对于“不能闲”的超龄农民工来说，他们可能是家里的“顶梁柱”，也可能需要帮子女分担彩礼、房贷、车贷等压力，为了生活他们不得不负重前行。

这两种情况现实中都存在，但大多数超龄农民工是属于“不能闲”的类型。失去工地上的工作后，他们没有一技之长，再就业困难，便一下子没有收入了，即使是返乡，没有退休金的他们，养老也难以安心。

行业规范还是市场选择？

在北京石景山区的首钢园东南区，一片在建工地的外围建起了一道围墙，不允许外人出入。下午4点起，在工地旁的一个路口，总能看到附近工地上的农民工，年纪从20多岁到50多岁不等，统一戴着黄色安全帽，穿着绿色马甲，拎着大大小小的茶杯或暖壶，或步行或骑共享单车，一批接一批地返回这里的生活区。

生活区门口，一名保安守着铁门，督促进入的农民工扫健康码，再往里走还有一个实名制通道，农民工们需要刷脸才能进入。

铁门一旁，一位鬓角花白、皮肤黝黑的农民工，穿着沾满灰尘的衣服坐在路缘石上等人。他叫王鹏辉，今年52岁，是河北邢台市的一个农民，本来在老家种地、做木工。4年前，为攒钱给儿子在县城买房，他来到北京、天津等地打工，做起了消防水电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