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频/毛立平】

【内容提要】

上一集我们讲了八旗选秀的过程。能够选中的秀女凤毛麟角，多数女孩在参选之后就回家婚嫁了，似乎对于她们而言，选秀就是走个流程、过场，重在参与。

但实际上，我们前边讲过，从前期的各种准备工作、到选秀时给秀女准备的餐食和赏赐的车马费，朝廷每次选秀的花费至少有数万两银子之多，而且是八旗全体动员，声势浩大，如果只是为了走个形式，有这个必要吗？各旗只要把出身好的、长得漂亮的女孩送来看看不就完了吗。

所以，对清朝的皇帝而言，选秀的意义和作用，绝不只是为皇室选几个妻妾那么简单。那么，选秀女的意义究竟何在？清代的选秀制度又经历了怎样的变化，其中体现出怎样的历史背景？是我们这集要讲的内容。

我们在上一集中讲到，八旗女子是三年一选秀，每次选秀就相当于朝廷对旗人未婚女性进行一次普查，就像旗人男子三年一比丁一样，也是皇帝对于旗人进行掌控的重要方式之一。男子出来挑甲当兵，跟随皇帝打仗或者打猎，他们的身体和精神状态都比较容易被皇帝看到，那女子平时待在家里，是怎样的一个情形就很难知晓，因此，选秀也是皇帝了解旗人女性状态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窗口。

比如乾隆二十四年选秀女时，皇帝发现旗人女子“竟有仿效汉人妆饰者，实非满洲风俗”，因而大为不满，严加申斥；乾隆四十年选秀女时，皇帝又发现“包衣佐领之秀女皆带一坠子，并相沿至于一耳一钳。”因为旗人女性都是一耳三钳的，就是每只耳朵上都戴三个耳环，乾隆看到包衣秀女变成一耳一钳，觉得这无疑是受到了汉族文化的影响，与“满洲旧风”严重相悖，所以说如此装束“则竟非满洲矣”。

乾隆紧接着认识到这一问题的严重性，说旗人女子“在朕前尚尔如此，其在家时恣意服饰，更不待言。”就是说，如果选秀这样的公开场合都如此穿着的话，那旗人妇女平日私服的汉化程度必然更甚。所以他再次强调服饰与满洲文化之间的重要关联，说“此虽细事，然不加训诫，必至渐染成风，于满洲旧俗大有关系。”

影视剧中的一耳三钳造型

从此以后，清帝们就开始在选秀时注意查禁旗人女性的汉化倾向。比如嘉庆九年，镶黄旗都统奏报，该旗汉军秀女内有十九人都缠了足。嘉庆帝当即斥责此举“甚属错谬”，并说“一旗既有十九人，其余七旗汉军想亦不免。”

不过，嘉庆毕竟没有像他父亲那样想问题想得很深，起初他还乐观地认为这一现象应该只存在于八旗汉军，而且是汉军中的下层旗人女孩，“惟此等汉军自幼乡居，是以沾染汉习”。但是，他很快就发现自己错了，在几年之后选秀女中，嘉庆帝就发现“其寒素之家，衣服尚仍俭朴，至大臣官员之女，则衣袖宽广逾度，竟与汉人妇女衣袖相似。”

我前边讲过，清朝皇帝一直认为满洲旧俗与汉族风俗的区别，就在于俭朴或者古朴与奢华之间的区别。满人在入关后之所以变得讲究奢靡、好吃懒做，那都是受汉人风气的影响。这里嘉庆帝说旗人寒素之家衣服尚仍俭朴，就是说她们还保持了满洲旧俗，官员之女的衣服华丽、袍袖宽大，反而是更多地受到汉人文化的影响。就是说，他以前的判断是完全错误的。

对此，嘉庆不免慨叹，“男子尚易约束，至妇女等深居闺阃，其服饰自难查察”。就是说女人比男人更不好管。

三年一次的选秀女也就成为皇帝难得的检验旗人女性是否汉化的最佳时机，这是选秀女制度在清代中期以后增添的重要的新内涵。通过选秀，皇帝不仅向年轻的旗人女性灌输皇族的选婚优先权，同时将其作为检视旗人女性民族认同和对她们进行族群教育、加强族群意识的重要契机。一旦发现“各旗满洲蒙古秀女内有衣袖宽大、汉军秀女内有裹足者”，其父兄及所属旗的都统章京都要受到严惩。

影视剧资料图

除了检查服饰之外，清朝皇帝还利用其它手段来加强旗人女性的族群认同。比如突出她们的姓氏。本来满洲风俗，不论男女一般只称名字而很少提及姓氏，即便实录、会典等官方史书，如非必要也一般不提姓氏，一些影视作品中常常连名带姓地称呼一个满人，比如富察傅恒，其实是不符合历史背景的。平时不需要提及姓氏，导致一些满人开始逐渐对自己的姓氏不大在意，或者觉得麻烦改为汉姓。

乾隆二十五年，皇帝就发现一些旗人竟将自己的本姓弃置，改为汉姓，“如钮祜禄姓，竟呼为郎姓者”。乾隆不免觉得很恐慌，他说“姓氏乃旗人根本，甚关紧要。今若不整顿，必致各忘本姓而不知。”

因此，他首先规定今后引见官员时不仅要写官员的名字，而且要写明本姓；其次在选看秀女时，也要将她们的姓氏写在绿头牌上，我们上一集讲到选秀女前要准备绿头牌时，上面要写明每位女子的姓氏，这是从乾隆时才开始这样做的，以前并不写姓氏。其实，对于旗人女性而言，不仅姓氏提得少，往往也没有一个正式的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