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察者网：数据业对普通人最直接的影响莫过于抖音、小红书这样的互联网平台通过对数据的充分挖掘和分析，掌握用户的潜藏需求、欲望、情感，来推送符合他们口味的内容。在提高了商业效率的同时，也把人们困在了一个个“我喜欢的就是大家都在关注的”信息茧房里，人们担心这样的茧房将会改变人们的思想、和行为逻辑，最终重新塑造现实世界中的人际关系和社会结构。数据业的进一步发展会让技术本身打破这样的信息茧房吗？

吕欣：数据业的不断发展，必然伴随着技术本身的不断进步与完善。关于数据业的进一步发展能否让技术本身打破信息茧房这一问题，引起不少专家热议。在我看来，数据业的进一步发展很有可能会让技术本身打破这样的信息茧房。

一方面，算法呈现越来越多元的趋势。业界互联网平台企业很少只使用一种算法，随着算法技术的不断优化，往往会采取多种不同类型的推荐算法并重的方法，在信息生产、分发、效果反馈等阶段基于信息生产者、用户等不同主体避免“信息茧房”效益。抖音、小红书这类平台的算法技术，不仅具有智能化特征，而且具有媒体化倾向。

算法不仅仅是工具，还变成了一种将“运算”贯穿始终的技术环境，构建出一个无所不包、没有边界和限制、相互关联的信息融合机制，算法在其中呈现多元化趋势。算法在不同阶段呈现出不同特征，不断朝多元化方向发展，有效增强了信息与信息、用户与信息、用户与用户之间的联系。在多种不同类型的推荐算法下，“信息茧房”效应会不断减弱。

信息茧房（图片来源：网络）

另一方面，算法会不断优化。目前，很多互联网平台都在有限度地开放其算法，加强透明性。比如，今日头条在2018年公开了算法原理，核心是为用户量身定制精准度更高的信息推荐。同时，随着算法技术的不断提升，可有效对信息进行分类和提升分发效率，能让有价值的内容匹配到更精准的用户，在提升精确度的同时，通过算法协同过滤手段，可以有效避免信息窄化。与此同时，为克服机器学习过程中的过分机械、单一和信息推送的高度同质化，在媒体内部的数字新闻中心和各个内容平台都在努力探索和改进人工智能深度学习的开发框架，尽可能模拟人类学习和思考的全过程，力求在“传统新闻价值观”与“算法推送”之间加以矫正和平衡，以降低算法专制的风险。

但是，技术本身作为一种促进数据业发展的手段，并不带有任何主观属性。若想真正打破信息茧房，还是要回归到人的本质，回到人与技术的联系中。一个单独的技术不能创造或破坏社会，而是取决于技术的使用者如何利用技术，以适应社会与时代的需要。

仅靠技术本身的升级完善来实现“信息茧房”的破茧很难实现，例如，一是用户天生好奇心、对新事物的追求，是打破信息茧房的源动力。数据业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破圈和爆款，将会成为数字产业打破用户信息茧房的重要信号。二是互联网平台之间的跨界、融合、重组是打破信息茧房的重要手段。数字技术与电商、文旅、教育、物流等行业的跨界融合，能够重新整合内容资源，以更具互动感的信息流方式进行分发，激发用户破除信息茧房。三是从产业长远发展来看，目前产业创新和技术创新深度融合是发展方向。如抖音、京东、快手等开展节目创作，腾讯将腾讯视频、微视、应用宝、腾讯体育和WeTV整合组建在线视频BU，有效弥补VR/AR产业内容生态短板，这有助于直接打破信息茧房。

观察者网：作为新兴生产要素的数据也催生了“超级明星公司”对于“数据资本”的垄断，以及技术上处于领先的国家试图建立“数据垄断”，威胁他国的信息安全和公共舆论安全，作为数据业发展潮头的国家之一，中国目前在这方面有什么具体的措施和规范？从国家层面和技术层面如何应对“垄断”，让数据创造的财富和便利真正为广大人民所有？

吕欣：数据本身具有商品和工具的双重性质，在数据时代，只有在数据“动起来”的条件下，才能谈如何发挥数据作为商品的价值，要让数据动起来，关键在于“开好门”“铺好路”“分好饼”，通过开放共享、交易流动、建立收益分配制度等方式拓展数据要素配置的范围和边界，更大范围、更深程度释放数据要素潜在价值。

随着物联网、人工智能的应用场景不断拓展，数据总量呈指数级增长。但近年来，“数据垄断”等问题日益严重，可能影响社会稳定、经济发展和国家安全。

从国家层面来看，一些西方国家在数据开放流动与保护封锁中存在双重标准。一方面，极力促进数据流入本国，倡导自由贸易，推动世界其他国家打开市场，降低市场准入门槛。另一方面，极力阻止数据流出，如2020年美国“清洁网络计划”，在数据软硬件“去中国化”。

从企业层面来看，随着互联网平台的逐步扩大，一些大企业可能利用自身的优势来实现“数据垄断”，出现“大数据杀熟”、"诱导性推送”、非法采集个人数据等问题，在此基础上排挤竞争对手、损害消费者的利益、带来隐私风险。

近年来，我国对数据资本的反垄断，主要体现在对平台经济的反垄断治理。为促进平台经济的发展，我国一直持“包容审慎”的规制态度。中央在2020年12月作出在平台经济领域“强化反垄断和防止资本无序扩张”的重大决策；后又在2022年3月增加了“促进平台经济领域民营企业健康发展”的最新要求。在“强化反垄断”的要求作出之后，其后的一系列举措也主要围绕反垄断法展开，在立法和执法两个层面进行具体回应。

国家市场监管总局于2020年1月2日发布的《〈反垄断法〉修订草案（公开征求意见稿）》将平台和数据等因素纳入分析框架：认定互联网领域的经营者具有市场支配地位，还应当考虑网络效应、规模经济、锁定效应、掌握和处理相关数据的能力等因素。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于2021年颁布《关于平台经济领域的反垄断指南》；2022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将平台反垄断作为重要内容吸纳。在执法层面，截止2021年底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针对平台企业共计处理滥用市场支配地位案件三起、禁止集中案件一起、应申报未申报的集中案件101起。

下一步，我们需要构建平台、数据、算法三元融合反垄断法新规制体系。

一是将滥用相对优势地位行为规制内容引入反垄断法，构建市场支配地位和相对优势地位双层规制体系。

二是秉持在包容审慎理念、鼓励创新的的依法监管原则，重构反垄断法监管和执法范式。

三是强化更具柔性的事前监管。加强数字市场调研与竞争评估，引入平台企业反垄断合规监管。

四是采取多种手段，增强反垄断规制体系的适应性和灵活性。

五是加强反垄断执法人才队伍建设，进一步拓展反垄断规制的国际合作深度与广度。

六是积极参与数据全球化规则制定，积极对接、主动引领国际规则，有效参与数据全球化规则制定。发展新型国际数据贸易，试点探索高标准的数据流动、隐私保护等规则，推动试点地区与欧盟、日本等地区标准互认，促进我国与其他国家先进技术互相兼容认证。在数据跨境流动、数据保护、数字监管等领域加强国际合作，着力拓展“朋友圈”，提高“中国方案”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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