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观察者网：今年两会期间，林郑月娥在社交媒体上特地提到“香港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一事。记得您曾说过“推动香港与内地融合的想法早已有之”，那为何先前迟迟不见真正落实？

刘兆佳：其实当年邓小平在构思“一国两制”时，的确是想过加强香港和内地的经济关系，否则香港怎么为国家发展作贡献呢？然而实际操作中，中央和香港两地最初各有顾虑。

开始时中央和香港都是想着由民间社会和工商界人士去推动两地经济往来，不一定需要由中央和特区政府通过合作联手推动。当时的主要顾虑是，如果由中央提出要将香港融入国家发展大局，政治上会引起一些人的质疑——香港究竟是不是高度自治？中央是不是要插手香港的事务？甚至香港是不是要走计划经济道路？

当时就算有心想推动融合，也没有这样的政治气候，所以香港最初想参加“十二五”规划的时候，中央是抗拒的。后来中央觉得香港日后的经济发展如果不能与内地加强联系，不能利用国家发展带来的机遇，就很难推动自身产业升级、产业多元化和经济发展，才勉为其难让香港加入“十二五”规划。

虽然后来中央比较乐意提供各种各样的支持让香港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但是香港本身内部也有很多阻力。

比如，政府里有很多官员都不是很热衷于推动香港与内地的经济融合，因为这涉及改变他们一直以来的政策路向及他们在经济方面的思想。

在两地经济融合过程中，政府一定要扮演一个重要角色，甚至要扮演规划角色。香港不规划，你怎么配合国家规划，是不是？而对于“规划”这两个字，香港很多官员既无经验，心理上又抗拒，甚至认为是错误的做法。有些官员觉得以前港英政府没有辅助产业发展，所以现在的政府也不应该有，否则不公平，而且随时会选错产业发展方向，结果得不偿失，还会在政治上又受到别人攻击。

此外，他们认为政府要慎用公帑，更加不能接受将公帑用在内地以扶持、协助推动两地经济合作。最终导致的结果就是，香港要参与内地的发展，但香港不能投放资源在内地以协助香港人或香港企业在内地发展，这样能够做到的事情相对就少很多了。

社会上也有反对势力在抗拒，他们从根本原则上反对香港与内地的经济合作，认为这样不但令香港高度自治不保，还可能引入内地和中央的影响力，导致香港在政治、经济上受制于中央、内地。反对派阵营中有一帮人经常想搞本土分裂主义，在经济上肯定是想尽可能地与内地切割。

除了政治顾虑，香港社会上也有一些反对声音，两地融合导致部分港人利益受损。比如：内地大批企业来港上市，挤压了本地一些企业的融资空间；有一些行业受到来自内地的竞争，如内地地产商来港发展，冲击了香港地产商的利益；有一些人才觉得受到内地人才的挑战；内地同胞来港旅游，与本地人冲突增加，有一些地方的居民觉得生活受到影响……很多事情导致一些港人对两地经济融合产生抗拒感。

而香港这十几年来饱受政治斗争摧残，尤其在过去几年受到各种各样的动乱冲击，政府疲于奔命去处理这些政治问题，也难以抽出时间去落实香港与内地的经济合作。拿大湾区举例，广东、澳门比香港积极很多，光是建港珠澳大桥，别人都建好了，我们还没有完成。

坦白说，大家都知道在西方不断打压香港、香港不能再依靠西方的背景下，香港与内地经济融合是不可避免的，但不可避免不等于他们就会踊跃接受，肯定还有很多犹疑在的，这样就不能全心全意去做好相关工作。

观察者网：香港未来的发展离不开中央、内地的支持。我在采访其他香港人士的时候，他们也都提议希望内地能提供更多优惠政策。不过如今，尤其是旁观修例风波后，很多内地网民有个疑问，当下的香港能为内地带来什么？

刘兆佳：香港对国家的价值，中央政府看到的比内地不少人看到的要高很多，因为中央是从长远、宏观的角度出发，考虑国家发展的需要和世界大势的变化。这问题，说到底就是中央为什么要在香港搞“一国两制”。

因为中国正自己走一条有别于西方的发展道路，而西方在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里仍会在世界经济版图中占据重要位置，它们仍是相当重要的产生新科技、推出新管理模式、输出资金及为中国产品提供市场的地方。换而言之，在未来很长时间里，中国要与西方阵营共存，你不可以消灭我，我也不可以消灭你。西方有些人侈谈与中国“脱钩”，其实不切实际。

中西之间的制度差异确实妨碍了彼此间的合作，而香港可以作为中西方接触的桥梁，让大家通过香港接触到对方，进而利用对方带来的发展机会。譬如人民币国际化、数字人民币的推进（跨境支付）、内地企业走出去、中企的融资问题、香港发挥国际仲裁中心作用等等，香港在这些方面扮演了内地任何大城市都扮演不了的角色。

具体举例，比如推进人民币国际化，中国内地再怎么搞，也不会像香港这般资金自由出入，是不是？香港作为离岸人民币业务中心，可以帮助中央在控制风险的情况下，逐步积累让人民币走向国际化的知识，特别是监管和风险管理的知识。再比如，在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的中国企业“摘牌”，这些企业如果要继续在全世界进行融资活动，香港可以提供一个很便利的市场。

香港作为一个国际金融中心，可以弥补内地的不足，抵消西方对中国所施加的制裁的影响。当然，香港能为国家提供的服务种类，会随着香港本身受到西方的打压而有所减少。

总而言之，虽然长远来看，随着内地市场不断改革、香港同时也加强政府在经济转型过程中的角色，香港和内地在“两制”层面的差异会越来越小。不过至少在未来几十年里，香港代表一种仍与西方接轨的独特制度，仍可以为国家发展提供一些内地其他大城市所不能提供的服务和作用。

观察者网：在您看来，未来香港与国家战略发展衔接时要多注意哪些问题？

刘兆佳：香港要想融入国家发展大局，政府的经济思维及管治模式都要出现某些改变，比如要进行长远的经济规划工作，一些执行方式也要进行相应调整。

香港要与内地接轨，而接轨不是说要一模一样，但起码要拉近距离，方便人才流、资金流、信息流、技术流、物流的流动。为此，政府需要在法律、政策、规则等方面营造一个有利的环境，提供一些诱因，让香港的企业、个人参与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的过程。

香港政府也要加强与其他国家的联系。因为香港要参与大湾区和“一带一路”，就更加要争取到其他国家对香港的支持；香港想更好地发挥外资进入内地市场的桥梁作用，也牵涉到与其他国家关系的谈判。这些都是很繁重、很巨大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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