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社会价值取向的内容强度决定着同性恋权利实现程度。从美国同性恋现象浮出水面到发展成为一种政治力量进而赢得相当平等权利的历史过程可以发现，工业化、城市化为的同性恋公开提供了经济条件，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被日益宽容的婚外恋为同性恋存在提供了社会条件，20世纪50-60年代包含同性恋权利诉求的民权运动分散了针对同性恋权利诉求的压力，锻炼了同性恋权利运动组织运作能力为同性恋权利运动提供了政治条件。从美国工业化完成到民权运动的高峰时期，同性恋者求宽容的权利诉求是借助教会、社会科学和司法界同情实现的，反抗迫害，寻求程序正义则是通过民权运动中的利益集团力量借船出海完成的。当同性恋通过激进的直接行动，被纳入政治过程后，则独立地通过强大的游说组织对国会与行政部门施压争取有利于同性恋的立法。通过对参选人员提供竞选经费和进行诉讼等方式影响政治以实现其目标。例如，作为一个仅有几千人游说组织，成立于1973年的“全国哥与来斯宾特工队” ，却显现了远超其规模的巨大能量。按照《同性恋网》一书的作者恩里克•鲁达的记录，该组织成立当年，即成功地通过游说，实现了要求“美国精神病协会正式将同性恋从它所开列的种种疾病名单中勾掉”。同样，另一个更进一步直接参与政治活动的同性恋组织“人权运动基金会”，则主要通过派驻在华盛顿的政治游说人员，甄别确定有意支持同性恋运动的政客人选后，加以资助。至1986年在全国游说组织排行榜上，人权运动基金会名列第l6位，两年后递升为第9位，为每次选举活动募集的资金都均超过一百万美元。

上述现象说明，同性恋权利运动的力度和权利实现程度与社会价值的取向的强度成正比，但同时，上述现象还要受制于反对派的容忍程度。例如，在奥巴马第一任期内，爱荷华州法院裁决同性恋婚姻合法（2010年），而不久前由于苏特法官退休，两位由总统提名的联邦最高法院法官候选人都是公开承认的同性恋人士（凯瑟琳·M·苏利文和帕梅拉·S·卡兰）从而引发反同性恋势力的反对。福音派牧师华理克牧师援引奥巴马就职演说，指责总统在同性恋问题上违反承诺，奥巴马除表示“尊重这个判决”外，被迫推迟了废除同性恋入伍“不问不说”政策的时间表。但同时，却敦促国会通过一项关爱同性恋群体，防止仇视同性恋犯罪法案。不仅如此，奥巴马同样挑选了不少公开的同性恋者担任其政府要员，如进出口银行主席弗里德·P·赫希伯格和联邦人事管理局长约翰·贝瑞。他还是第一个给同性恋家庭预留白宫复活节滚彩蛋活动的总统。然而，直到“美利坚合众国诉温莎案”判决出炉，奥巴马对于通过立法使同性恋婚姻合法没有任何行动。正如民主党同性恋游说者史蒂芬·埃尔门多夫所说，“我们可能选出了历史上最亲近同性恋的总统；他很擅长处理问题，但是除了同性婚姻”， “从同性恋社群的视角看，他和许多其他被选官员在这方面是错的。我的看法是随着时间的发展，他们会意识到自己的错误并会改变态度。”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总统对同性婚姻的任何言论，都会被无休止的解读。如果奥巴马总统支持同性婚姻，他会被看作违背了竞选时的诺言，疏远了竞选时支持他的基督教温和派选民。另外，如果他任命一位同性恋人士到最高法院担任法官，他会被包括许多黑人部长（他们是奥巴马的另一派坚定的核心支持力量）在内的社会保守派认为这是在最高法院赞成同性婚姻。这也正是同性恋权利受制于反对派的容忍程度的证据所在。正如当年的罗伊案一样，在堕胎合法化后，保守势力在州的层面上制定出三十部以上的法律对堕胎附加了繁琐的条件，可以预计，最高法院宣布同性婚姻合法后，保守的政治势力在无法阻挡此趋势的同时，会全力为此设置各类障碍。

美国同性恋权利进展的国际影响

作为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干涉他国事务的一个特点，就是对于欲干涉的事务内容形成全民共识。最高法院的判决，标志着美国社会在同性恋者平等权利问题上达成共识的程度日益提高，其影响必将随着国内共识程度的提高，成为干涉他国事务的工具。由于社会、历史、文化、宗教的差异，目前全球有76个国家不仅不承认同性婚姻的合法性甚至予以制裁。这就为同美国干涉创造了契机。例如，在2014年6月26日温莎案判决后不久，奥巴马陆续提名竞选财务干事鲁弗斯吉福德(Rufus Gifford)担任驻丹麦大使、国务院行政主任约翰贝理(John Berry)任驻澳大利亚大使、美国有线电视频道HBO高层詹姆斯科斯托(James Costos)任驻西班牙大使以及美国国务院副助理国务卿丹尼尔贝尔(Daniel Baer)任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OSCE)代表。此前，奥巴马还提名詹姆斯布鲁斯特(James Brewster)担任驻多米尼加共和国大使。由于5人都是公开或在美合法结婚的同性恋者，布鲁斯特的任命在天主教国家多米尼加即引起强烈反弹。特别是俄罗斯在2009年颁布法律对同性恋进行处罚，立即引起美国同性恋组织的不满，他们成功地联合了欧洲国家的同性恋权利组织，游说阻止了美国和欧洲国家领导人出席俄罗斯索契冬奥会开幕式，即使出席开幕式的日本首相也发表声明，表明参加开幕式并不意味着对俄罗斯同性恋政策的赞同。在同性恋问题成为外交斗争工具后，极有可能波及到未来的中美关系。

美国乐此不疲地将“人权”枪口对准中国

中美建交以来，人权问题上的冲突不断，但仅仅由于建交后的大部分时间与美国同性恋权利形成共识的进展并不同步，以及同性恋问题与涉台、涉疆、涉藏、东海、南海、贸易纠纷相比较，其利用价值还不足以被用于对华发难的议事日程上来而未发酵。但是，随着美国最高法院的判决生效，同性恋者问题被美国干涉内政所利用的可能性日益显现。及早防患于未然才是应对美国同性恋问题国际影响的应有之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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