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直接行动也是这一时期同性恋权利运动的一大特点。60年代后期，新左派意识形态深刻地影响并指导着以大学生为主体的同性恋活动分子把直接行动与社群组织结合起来，他们突破了其前辈求社会宽容、要空间的底线，大胆质疑社会权力结构，公开与主流社会的歧视性政治法律制度、社会意识形态以及社会科学局限决裂，争取在婚姻家庭和财产继承等问题上与异性恋者的平等权利。他们采取前辈们不敢采用的大规模游行示威行动，力图摆脱边缘状态进入政治主流。以1968年，北美同性恋组织芝加哥大会，1969年“石墙酒吧事件”和1969年7月底纽约成立同性恋解放阵线（The Gay liberation Front)三大事件为契机，激进的大规模同性恋权利运动迅猛展开，扩散到全国的校园和城市，并在整个20世纪70年代方兴未艾。

经过激烈的直接行动，至20世纪70年代，同性恋者的境遇大为改观，公开的聚会不再被警察骚扰，违反正当程序的执法不公受到遏制，1973年，美国精神病学会将同性恋从精神疾病的名单中删除，终结了美国社会坚持了近一个世纪的同性恋病理化立场。同性恋者开始被纳入主流政治轨道，个别公开的身份同性恋者甚至竞选公职成功。此后，争取立法取消就业、住房、竞选公职、入伍服役、以及与婚恋相关联的退休、养老、税收待遇方面的歧视性法律规定，实现同性婚姻合法化成为同性恋者争取完全平等的新目标，随着2015年6月26日最高法院做出的历史性判决，同性恋者迈开了在制衡性政治制度下继续博弈的新步伐。

同性恋权利运动的制衡性政治制度背景及前景

种族、文化的多元构成,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主流地位和制衡性政治制度是美国同性恋者争取自身权利面对的既有社会背景。自由主义意识形态指导下建立的制衡性政治制度规定了行政、立法与司法的三权分立与制衡，联邦与州之间的权力分割，该制度设计不仅明确了各权力繁琐细致的边界、制定了各权力内部众多复杂的议事规则和权力分配在各集团间的流动渠道，为各利益集团以及同一利益集团内部更多、更小的利益集团较为平等地享有影响政治决策，防止占有优势的利益集团独占政治资源、垄断决策过程提供了制度保证。作为少数，同性恋者及支持者必需通过大优势长时期地同时控制联邦国会两院、总统职位，同性恋者的利益诉求才能转化为有利自身的法律制度与社会政策。同时，无论处于政治主流或暂时被排斥在政治过程之外，同性恋者还需要借助制度设计相对独立的最高法院维护或争取自身的权利。但同时，在主张自己的权利的同时，同性恋者还要将自身的政治意志限制在其他利益集团的容忍范围内。而在经过直接行动进入政治主流后，争取同性恋者平等权利的博弈，主要通过政党政治加以运作。由于美国政党是一种无党员基础、无党纪约束，无纵向隶属关系，以利益和意识形态认同为纽带在野或执政于合一/分立政府中的政治联盟体。争取执政的政党必须提出包容性广泛、能够解决当下迫切议题的政治方案，吸收反对派一切可以吸收的主张，凝聚起支持本党政治主张的社会力量才能赢得选举，将竞选承诺转化为政府政策并在政治博弈中不断修正。由于新政之后，自由主义光谱的内涵因此日益丰富，被纳入政治过程的利益集团日益增多，导致政党为赢得选举必须最大限度地迎合选民。上述两大因素造成了二战后美国民主共和两党政见日渐趋同，出现两党内部的跨党派意识形态联盟，同时造成选民的政党忠诚度不断减弱，选票因而愈加珍贵，占整个人口3-4%之多的同性恋者自然成为两党必须争取的对象。因此，20世纪70年代末期以来，历任总统当选前后，对同性恋问题的不同回应，首先是由决定选举情势下的民意决定的。

例如，20世纪70年代末期，同性恋得到了美国社会的宽容，个别公开同性恋身份的政客（哈维・米尔克Harvey Milk）甚至于1977年当选。然而，宽容与权利平等间的落差依旧巨大，一方面，对于同性恋者就业、住房、竞选公职、入伍服役、以及与婚恋相关联的退休、养老、税收待遇方面的歧视性法律不仅依然保持着。另一方面，支持同性恋权利人群中对于同性恋权利范围的认知同样参差不齐。例如， 2012年盖洛普民意测验表明，支持同性恋者取得平等权利的人口从1996年的27%上升到2012年的50%，但是，对于平等权利是否包括同性婚姻合法化的回答同样莫衷一是。这就造成了迄奥巴马第二任期前的20多年中，政客参选与在任期间，面对同性恋权利的态度不仅与民意变化高度相关，且往往自相矛盾。罗纳德·里根在州长任上曾支持惩治鸡奸法，1980年入主白宫后，他提名的最高法院保守派大法官也在1986年在鲍威尔士诉哈德维案（Bowers v. Hardwick）中判决佐治亚州惩治鸡奸法律合宪。但1984年，里根却否决了一项禁止同性恋者担任教职的法案。同年他还在美历史上第一次邀请一对公开身份的同性恋伴侣做客白宫。里根的继任者老布什，除在同性恋问题上与里根保持一致外，还在退出政坛多年后的2013年9月26日，与妻子芭芭拉·布什在缅因州参加了两位同性恋老友波尼·克莱门特(Bonnie Clement)和海伦·索尔高森(Helen Thorgalsen)的婚礼。并在其结婚证上签字证婚。

1994年克林顿违反赞成同性恋权利的初衷，以模糊甚至是保守的态度博得反同性恋者的支持当选，但上任不久即以“不问不说”（DADT）的折中方式允许同性恋者入伍，但在国会和军队中保守力量的强烈反对下，当时出台的“不问不说”政策并没有赋予同性恋者在军队中平等的权利。根据这一政策，美军中不允许询问服役者的性取向，同时同性恋者必须对自己的性取向保持“沉默”；如果同性恋者一旦因为种种原因公开自己的同性恋倾向，则会被强制退伍。而1996年，出于应付中期选举需要，克林顿再次迎合保守派签署了（含有明确婚姻是一对男女间的缔结的概念内容的）《联邦婚姻保护法》。进入1999年，摆脱选举压力的克林顿提名公开同性恋身分的慈善家赫梅尔(James Hormel)出任驻卢森堡大使，并在非常污辱人格的气氛中通过了参议院的任命过程。2012年3月，克林顿在一篇文章中称自己为在1996年签署了《婚姻保护法》感到后悔。

希拉里此次参选亦推出“同志向”宣传片《平等》（点击查看链接）

作为保守派，小布什(George W. Bush)在2000年与2004年的大选中强烈反对同性婚姻合法化，特别是2004年的大选中，小布什在同性恋问题上攻击约翰·克里“使政府无法继续拒绝同性婚姻”。但诡异的是，小布什的竞选搭档，后来的副总统迪克·切尼(Dick Cheney)却是同性婚姻的支持者，切尼的女儿也是人所共知的同性恋者。不仅如此，当选后小布什不仅沿用了克林顿政府“不问不说”的政策，还曾提名公开同性恋身分的国务院官员葛斯特 (Michael Guest)担任驻罗马尼亚大使。

2008年参选的奥巴马在大选期间公开表示作为基督徒，他反对同性婚姻，但“强烈尊重同性恋者的平等权”。当选后于2010年12月22日，奥巴马政府正式宣布取消“不问不说”政策，同性恋者获得了参军入伍的平等权利，不仅如此，奥巴马在其第一个任期内先后任命了两位女同性恋者为最高法院大法官（索托·马约尔、艾琳娜·卡根）。2013年的一份调查显示，年龄在30岁以下的美国人中81%支持同性婚姻。可见，社会价值取向变化是上述政客态度变化与政策进展的有力注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