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察者网：在您的著作《儒家“和”的哲学》（The Confucian Philosophy of Harmony）中，您提出了一个很有趣的观点，就是儒家所提倡的“和”并不是完全相同或者符合（Conformity），而是一个导向让不同元素相互平衡、合作提升，并且通常能够带来益处关系的动态过程（an active process in which heterogeneous elements are brought into a mutually balancing, cooperatively enhancing, and often commonly benefiting relationship）。您能具体说明一下吗？

李晨阳：感谢让我有机会谈谈我自己的研究。大约从2000年开始，我把注意力转移到儒家“和”的概念上。当时主要目的是要回答1999年出版的 The Tao Encounters the West（《道与西方的相遇》）一书的一些后续问题。2004年国内提出“和谐社会”的理念之后，各种有关讨论很多，也给了我一个冷静思考的机会。

《儒家“和”的哲学》于2014年出版。在书中我利用早期儒家经典中关于“和”的思想加以发展和重新阐述，主要强调两点。第一，儒家的“和”是一个深层的、动态的概念。说它是深层的，是因为我们应该把它跟中国哲学的“气”本体论联系起来理解，儒家在这方面从本体论到社会哲学再到伦理学一脉相承。说它是动态的，是因为我们要把它放在“生生（和生）大化”的脉络中理解，即是一个导向让不同元素相互平衡、合作提升，并且通常能够带来益处关系的动态过程。这样的“和”反映了一种宇宙观、世界观、也反映了一种价值观。

第二，在社会实施方面，人与人之间的“和谐”相处是儒家“和”的哲学的一种体现，应该在哲学高度来具体阐述。在“和”指导下的社会和谐既不强制社会的一致性，也不完全放任自流，让社会沦为一盘散沙。这样的社会和谐必须以礼与法节之。李泽厚认为，从长远看，“和谐高于正义”，但是在当前，还是应该强调公共理性和正义的首要作用。

我觉得，在理论层次，以上说明的“和”的哲学理念高于具体社会的“和谐”，也高于社会的“正义”。因为社会的“和谐”与“正义”都应该在“和”的哲学前提下才有意义，才可以合理地定界。

与西方哲学的有关思想相比，在宇宙观方面，儒家的“和”与柏拉图的先天即成的理念世界完全不同。在价值观方面，它也不同于柏拉图“理性”一家独大的取向。现代西方哲学与社会不但抛弃了柏拉图的非多边式的、强压式“和”的理念，也抛弃了“和”的理想本身。他们担心的主要是在“和”的名义下对个人的压制。但这种态度与做法无疑是把孩子和洗澡水一起倒掉了。

按照儒家的理念，政府在“和”的过程中的作用是“导”而不是“压”。“和”是一个多方参与共建的过程。要实施这种理想，人们首先必须持有这样的理想。认识到只有多边主义的相互平衡、合作提升的“和”才是人与人、人与自然最好的生存方式，如果连这样的概念都没有，就根本谈不上如何积极地实施。哲学是建立和推广有益思想的事业，而哲学的作用正是要设法让人们接受正当的理想，然后才会有如何落实到生活实践中去的问题。

观察者网：现在美国社会的撕裂程度应该远远超过您求学那会儿。在一些对特朗普和拜登支持者的采访中我们可以看到，他们之间似乎很难找到共识，大家各说各话，仿佛没有互信的基础。您认为这种情况是怎么造成的？您认为“和”的思想能否在美国推行？您觉得新加坡有哪些民族政策是值得美国学习的？

李晨阳：是的。对当前美国社会的撕裂，政治学家和社会学家会给出各种各样的原因。从哲学的角度看，“和”的思想与价值的缺失是一大原因。大家都各持己见，认为只有自己拥有绝对真理，互不让步，不肯从别人的立场考虑问题，结果只有你死我活，鱼死网破。在2020年美国大选中，两派中很少有人秉持“仇必和而解”的哲学，不少人欲致对方于死地而后快，这是人类社会21世纪的一大悲剧，也从反面说明了“和”的重要性。

从当前看，“和”的理念在大多数美国人心中没有分量，或者把“和”理解为浅薄的一团和气而已。最近哈佛大学政治哲学家桑德尔（Michael Sandel）与人合编的《桑德尔与中国哲学》一书收入了一篇我对他的批评文章。我认为，没有“和”的社会哲学，不仅自由主义不能建设好的社会，像桑德尔那样有明显的社群主义倾向的理想也行不通。

迈克尔·桑德尔教授曾因主题为“正义”的系列课程而名声大震（图源：澎湃）

比如，现在人们一般都试图从捍卫个人权利的角度来解决种族的不平等问题。个人权利当然很重要，也必须强调并予以实施。但是它不能解决所有的社会问题。那种认为只要个人没有做错事，整个社会就一定会好的想法是天真甚至有害的。另一方面，如果大家都仅仅从个人权利的角度评判是非，就可能造成人人都是受害者的心态，反而更加重社会的撕裂。

解决美国当前的问题需要各方面的合力。其中，“和”的价值与理想可以起重要的作用。相比之下，新加坡这方面做得很好。新加坡也是一个多种族、多宗教的国家。它与美国的一个重要不同在于“和谐”是新加坡国家治理的指导思想与重要目标之一，也在新加坡人心中占据重要位置。当年李光耀做总理时，规定国会里必须有反对党，选不上也要指定参加国会的反对党议员，目的就是要让大家都可以讲话，听到代表不同人群的声音。

新加坡有很多富人。但是政府为一般国民，尤其是低收入的国民，提供住房帮助，实行居者有其屋。在这方面，新加坡跟香港等地有天壤之别。现在大约80%的新加坡人拥有政府补贴的公寓，而这种公寓按照种族比例分配。所以新加坡没有像美国大城市里那种少数民族集中的贫民窟，治安也非常好。我们大学的超市里有一位营业员是河南来的小姑娘。她半夜下班后都是自己走20-30分钟回宿舍，这在美国是不可想象的。

所以，总的说来，新加坡是一个和谐和美的社会。当然，新加坡的有些做法只有在一个“和”的价值深入人心的国度才能实施。没有这种价值认同，就很难实现。哲学的工作正是要论证“和”的理念，并使之言之有理，深入人心，然后才能实现于社会。

观察者网：据您所知，在看到了近期社会乱象之后，西方学界整体上有没有开始重新思考他们所提倡的“民主”、“自由”等概念的意义？有没有准备开始探讨“和”的意义？

李晨阳：最近美国的大选中的种种乱象确实对美国的民主操作造成了很大影响。自从1985年到美国后，我一直在观察他们的政治运作。在大多数情况下，至少在表面上看，美国的政治是一种“君子”政治，有点像体育比赛：对手之间在竞选时尽力争夺选民，一旦选举结果出来了，落选者大大方方认输，表示尊重选民的决定。

2016年希拉里输了之后，尽管她可能在心里对特朗普恨之入骨，也完全没有输掉大选的思想准备，还是承认落选，祝贺对方当选。近来的情况有很大变化，有明显的“小人”政治的倾向，什么下三滥的手段都用。这对美国的政治建制有很大威胁。美国的建国者其实很在意政治家的品德，这方面跟儒家有相通之处。他们也认为，民主制度的良好运作不能仅仅靠制度，也需要有品德高尚的人。所以，现在不少人政界人士都表示担忧。

但是，据我所知，这些现象并没有从根本上动摇他们对“民主”和“自由”的信念。在我看来，现在这种“小人”政治之所以有市场，主要还是因为当前社会的严重撕裂。就像我刚才所说的，要解决社会撕裂的问题，他们现有的哲学是不足的，儒家的“和”的哲学——我不是说那种肤浅的、幼稚的“和谐”，很值得他们借鉴。儒家的“和”的哲学跟“民主”和“自由”的信念不矛盾。

我最近与友人合作编了两本有关的书，一本是Conceptions of Harmony in Chinese Thought (中国思想中“和”的构想)，另一本是与“和”相似的思想在不同文化传统中的呈现，书名就叫Harmony。希望通过这些努力能有更多的人关注相关问题，引起更多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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