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观察者网 徐俊】

观察者网：根据网上的消息，您是1977年参加高考的，应该是高考恢复后的第一批考生。请问您当时为什么会选择哲学系，又是什么机缘让您选择从事儒学研究，并且不断地在海外进行推广的？

李晨阳：谢谢观察者网的采访。是的，我是高考恢复后的第一批考生。结束上山下乡回城后，我在一个地方政府做秘书工作。考大学主要是想通过学习哲学来提高自己的理论水平。在北大读书期间，我逐渐对西方哲学产生了兴趣。

硕士毕业一年后我去了美国留学。我先到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一年以后转到康乃狄克大学，跟随乔尔·考普曼（Joel Kupperman）学习分析哲学和比较哲学。他哲学研究的一个特点是参考中国和印度哲学思考问题，这对我影响很大。

博士毕业工作后，我主要讲授西方哲学。当开始教一些中国哲学的内容之后，我越来越觉得西方人讲的中国哲学的哲学性不强。这也难怪，当时在欧美从事中国哲学的学者主要是东亚系、历史系、或者宗教系的。他们大部分人并没有进行过正规的哲学训练，很难跟哲学界进行有意义的交流。他们无疑对海外传播中国文化做出了有益的贡献，但是也不得不承认，他们对中国哲学的表述也加深了海外对中国没有哲学的偏见。

我在发表了几篇纯语言哲学的论文之后，就把主要精力慢慢转向研究中国哲学，特别是儒家哲学。儒家哲学与儒家的文化传统有很紧密的联系。我少年时代跟祖母生活了很长一段时间，也曽到乡下陪外祖父、外祖母同住，受到了他们潜移默化的影响。应该说，他们是我最早的儒学启蒙老师，为我以后的研究儒学打下了坚实的生活体验基础。在美国教书近二十年后，2010年我来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牵头建立哲学系，我们系的重点之一就是儒家哲学。能够在海外为推广儒学的研究和传播做一点事情，我感到很欣慰。

观察者网：您在谈论儒家的时候有没有遭受一些质疑，比如：孔孟自己都没有能够拯救天下，给天下带来太平，为什么到了现代还要研究，并且推广儒家思想？您是怎么回应的？

李晨阳：这个问题很有意义。在国外讲授哲学，尤其是在英文语境里讲授哲学，是一种平等地跟学生讲道理的过程。我在阐述儒家观点时从来不说儒学可以拯救天下。我主张儒家哲学的很多思想对现代社会仍然有重要意义，仍然值得坚持和推广。

比如，儒家关于“爱有差等”的思想有没有道理？我们在实际生活中是否应该奉行？在这一类问题上，学生往往是分为两派的。有些人赞成，也有人反对。对于持反对观点的学生，我不要求（其实也不能强求）他们接受儒家的观点，但是他们必须了解儒家“爱有差等”的理由，尽管他们认为这些理由不够充分。

另外，不少学生对于儒家的“礼”感到很陌生，不理解社会生活为什么需要“礼”。我就问他们，你毕业时会参加毕业典礼吗？他们绝大多数人都会参加。我告诉他们，毕业典礼就是一种“礼”。所以，他们跟儒家的差别不是要不要“礼”，而是要什么样的“礼”，要多大程度的“礼”。对儒家而言，也有一个更新“礼”的形式的问题。

有些古代的形式在今天可能不适用了。但是这并不表明“礼”的概念完全不适用了。我近年来主张“礼”是一种“文化语法” （cultural grammar）。不同的文化有不同的“礼”，就像不同的语言有不同的语法一样。语言不能没有语法，文明社会也不能没有“礼”。这么一讲，学生就可以理解儒家为什么讲究“礼”了。

我总的感觉是，在当前的多元世界中，儒家哲学有其重要的作用。但是，我们需要向世界说明它的重要意义。只有通过说理的方式才能达到这个目的。说理就必须用人家听得懂的语言来沟通，否则只能徒劳。这也许是在海外做儒学的人们感受最深的吧！

观察者网：您在海外教书的时候，您觉得当地学生对于儒家思想，或者其他中国哲学流派的接受程度有多少？他们认同“孝悌”以及“关系性自我”（relational self）这样的观念吗？

李晨阳：我一直认为，教书不是传教。在海外讲授儒家哲学的目的跟西方传教士在中国传教的目的有着根本区别。我要求学生能了解儒家哲学，能把它的观点和理由说清楚，最好是能够有同情的理解，而不期望他们系统地接受儒家思想。对大多数学生而言，这种期望可以实现。

“孝悌”大概是在海外、尤其是现代西方社会最难让学生接受的观点。在讨论孝的问题时，学生很容易分成两派。有赞成的，也有反对的。我想这跟他们自己的家庭背景和生活经历有关。比如有天主教背景的，家庭关系比较好的学生，更容易认同“孝”的观念。在这方面，其实国内也有类似的情况。我本人也不认同自汉代以后那种极端的“孝德”，而赞成荀子对“大孝”的阐述，即与大义不相背离的孝道，认为它在现代生活中更有生命力。

山西安泽县荀子像（图源：腾讯网）

“关系性自我”是近年来西方女性主义关爱伦理学的一个重要命题。它与儒家哲学的伦理思想有相似之处。关爱伦理学是20世纪最后20年的西方哲学领域的重大突破，现在跟康德伦理学、功利主义、以及德性伦理学并驾齐驱，是现代西方哲学的显学，很值得重视。近二十多年来我也一直研究关爱伦理学与儒家伦理学共同关心的问题。

由于关爱伦理学的影响，儒家“关系性自我”的观点对学生并不那么陌生。我认为，在这方面，儒家哲学与关爱伦理学是同盟军，可以互相借力，互相支持。多年来我一直主张，世界上各种受过时间检验的文化传统的主要价值是相通的，尽管它们在各个传统中的优先性和具体表现形式会有所不同。儒家的仁、义、礼、智、信等观念有普世的意义，不难被人接受。

观察者网：在研究西方哲学和与西方哲学界打交道的过程中，您觉得有哪些方面是我们可以学习的？

李晨阳：英语世界的哲学界跟中国国内的哲学研究至少有两方面的不同。在格局上，前者更重视哲学问题的讨论，而不是哲学史的研究。大体上说，哲学史是关于历史事实的研究，包括文本的事实。假如我们对哲学史实掌握了充分的可靠信息，有良好专业训练的人对于研究的问题应该可以得出相同的或者至少相似的结论。比如说，我们原来对荀子批评孟子的“五行”的内容不清楚。后来出土的帛书和竹简中有《五行篇》，我们就知道了荀子说的“五行”是“仁、义、礼、智、圣”。通过对各种文本的研究，专家们可以说明这里每一个概念的意思。

哲学则更有主观说理的成分，并没有一套可靠的科学方法。关于事实的充分信息不能解决哲学观点的分歧。“爱有差等”的思想是孟子还是别人最先提出来的？是在什么背景下提出来的？是什么意思？诸如此类是哲学史的问题。这个命题是否成立，为什么能成立或者不能成立，则是哲学要解决的问题。能够通过事实证明的科学真理都不是哲学。哲学命题总是可以商榷、可以继续讨论的。

西方人常把哲学看作一种思想的活动：学哲学是要锻炼人的思维能力，提出有意义的问题和见解，论证有关的观点。做哲学研究就要投入到思想的交锋之中，这跟在历史系或者东亚系的人很不一样。

相比之下，中国哲学界很多人把哲学看作一种学问。大多数情况下，做哲学研究是研究某一个或者几个思想家。当你问一个英语世界的哲学系老师他是做什么研究时，他一般会说是做伦理学、或认识论、或形而上学，很少有人会说自己是研究柏拉图或者笛卡尔的。这个特点在他们哲学系的网站上很明显。2019年西方评出的50位最有影响的哲学家都是以研究哲学问题而入选的。国内哲学系的老师则以做哲学史居多。即使两者都做的人，也以哲学史为主，教出来的学生也大多是以哲学史为本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