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我们比较擅长检讨自己，一有外资走就总觉得我们哪儿没弄好。”

在1月19日“第十届（2024年·春季）宏观形势论坛”上，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教授、国务院原副秘书长江小涓在谈到国内企业和跨国公司竞争时提到，中国企业也在成长，外企要参与中国市场竞争门槛变得越来越高，有时候是很正常的调整。江小涓同时强调，我们依旧要坚持对外开放，寻找经济增长的新动能。

“第十届（2024年·春季）宏观形势论坛”由中国人民大学主办，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人大重阳）承办，中国人民大学全球治理研究中心、中国人民大学中美人文交流研究中心协办。会上发布研究报告《Y型路口上的世界——2024年人大重阳宏观形势年度报告》、《荒谬的叙事：西方兴起“中国崛起顶峰论”的梳理及应对建议》。

江小涓：

我今天和大家分享的题目是《利用全球化新机遇，为稳增长增添新动能》。我有这么几点考虑。

第一，经济企稳向好，稳住向好的趋势要靠短期的政策组合，更要靠改革开放提供长期的新动能，今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也提出用“新动能”描述了下一步改革开放的积极作用。

第二，我们希望开放提供新动能，这个基本面是否存在？如果全球化萎缩断链后退，这个动能是没有的。所以，我们需要进一步看看全球化是不是在发展。一会儿我们给出数据，看疫情之后，全球化再一次加速，确实是提供新动能的。

第三，中国目前开放的国际环境和经济环境跟以前是非常不一样的，下一步我们面临的摩擦、竞争、争斗是完全不可避免的，某些国家对我们的打压也不会消失，这些都将成为一个常态。面对这种态势不要走极端，说国内市场大产业齐全，我们退回到国内来做内循环，但也不要盲目乐观，说我们再一次可以借助大口径外循环推动经济的增长。我大概讲这三点最主要的观点。

我们2023年全年经济增长5.2%，总体上恢复向好，达到了预期目标，恢复向好的同时也有很多亮点，社零增长，供给侧，特别是高技术产业在加速和发力。整个市场信心有所恢复，比如民间投资9月份以来连续几个月去掉房地产以后出现了正增长，这是好的趋势。

但总体上看，在经济回升向好的大趋势下，经济下行的压力也是存在的。我们已经进入到疫情后的第二年，不能说所有疫情带来的问题解决以后，经济就会回稳向好，还是要看到一些长期的基本面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包括以前低成本劳动力的问题，人口红利的问题，低成本技术引进的机会等等，都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而大口径的外循环，大口径的技术引进，大量的低成本劳动力都是我们过去多年非常重要的基本面，确实都在发生变化。所以，下一步经济发展需要寻找新的增长和动能。

2023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就明确讲到了“坚持依靠改革开放增强发展内生动力”，除了政策面要保持力度和有效组合经济以外，改革开放的内生动力确实是非常重要的一面。中央从2022年经济工作会议以后有过多次重点强调，2022年提出更好统筹国内循环和国际循环，更大力度吸引外资，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每一句提法都是非常重要的。

去年5月5日二十届中央财经委第一次会议，有几句重要的话：要坚持开放合作，不能闭门造车，加强产业链供应链开放合作。李强总理在国外时专门讲过一段话，防风险和合作是不对立的，不合作才是最大的风险，不发展才是最大的不安全。想象一下我们经济向下的压力，经济出问题确实是最大的不安全。

8月份，国务院印发《关于进一步优化外商投资环境 加大吸引外商投资力度的意见》，要求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充分发挥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更大力度、更加有效吸引和利用外商投资。那个文件非常实。11月份全面取消了外资的准入。因此可以说中央是有远见、高见和洞见的。背后就是对全球化到底能够带来什么样的新动力源有非常前瞻的理解，要不然白使劲，如果这个动力源不存在的话。

为什么强调高水平开放？疫情之后，全球化进程再次加速。疫后时期全球贸易增长快于全球GDP增长。贸易的特点是，当经济往下走的时候，一般比GDP下得更深，但GDP回升时，它一般会走得更快。特别明显，在这次疫情中间，2020年贸易跌的非常深，我们就讲全球化，2022年国际贸易的恢复是非常快的。从全球贸易总额占GDP比重看，2020年跌到52.01%，这是过去26年最低点，2022年全球贸易占GDP的比重又升到60%。如果以贸易作为重要指标，这表明疫情之后，全球化在加速，外贸确实在提供新的空间和机会。

跨国投资，没有像贸易那样回到历史新高，但止跌回升确实也是非常明显的。世界100强跨国公司有个跨国公司开放指数，每年会通过世界投资报告算这个数字。我们按照海外资产比重，海外雇员比重和海外销售比重三项的算术平均简单测算，发现过去2012年以来都超过60%，大概在2020年也是跌到了60.5%的低点。好在疫情之后又在稳步向上走，说明跨国公司还是继续在全球布局，因为海外资产、海外销售、海外员工都是全球布局的标识。所以，疫情之后，全球化还是在快速发展，无论是从贸易还是投资看。

科技全球化发展就更快了。复杂产品专利多国拥有的国家数在快速扩张。在现在的技术条件下，一些最顶级产品都是多国用自己的优势组合起来的产品，科技全球化比刚才讲的贸易和投资其实发展得要更快一些。所以，疫情之后全球化在继续发展。

中国确实和别人的环境不太一样，我们受到的阻碍是比较多的，无论是跨国公司出于自身竞争诉求还是国际政治、军事格局给我们带来的打压，使我们和以前都很不一样了。外资在华投资也进入到调整阶段。对此一定要理性看待，努力争取。我们还有很多工作要做，来改善外商投资环境，让他们稳预期，增强在华经营的信心，这很重要。我们有很多事情要做。但也要看到外资的比重受很多重要因素的影响。

一是国内产业成长非常快。2016年之后，我们的头部企业和跨国公司在水平分工基础上处在同一个档次的产业和产品在迅速增加。所以，很多跨国公司在中国和我们头部企业竞争是非常不容易的。其实这个趋势也不是今天开始的，美国、日本的家电企业都纷纷走了，机械工程行业、通讯设备行业都有走的，诺基亚很早就撤走了，那时候既没有信心也没有预期的问题，就是和中国企业相比的竞争力问题。

我们还是比较擅长检讨自己的，一有外资走就总觉得我们哪儿没弄好。有时候是很正常的调整。东芝在大连的企业去年12月份撤了，我们就检讨，可是东芝过了几天就在东京股市退市了，这个企业有自己经营中存在的问题。再加上疫情之后，全球经济军事格局变化等，收缩战场，战略退缩，跨国公司进行调整很普遍，不要把所有的离开都解读为我们自己的问题。

东芝被指财务造假

上世纪后二十年和本世纪前二十年，很多跨国公司从韩国、日本挪到中国来，这是不同发展阶段的调整。很多跨国公司到中国时是看重我们低成本劳动力，90年代劳动力才400美元，2000年是大概1000美元多一点，现在是大概1万美元。所以，这时候劳动密集型产业到工资更低的地方，比如印度、越南，都是挺正常的调整。

总的来讲，不要过多地把跨国公司在华的调整和自己环境是不是好，外资是不是有信心完全连起来。我们有很多要改进的地方，要好好改，同时要看到整个局面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