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小涓：从去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五中全会到今年的十四五规划，外循环受到高度的重视。十四五规划中提出，坚定不移扩大开放，持续深化要素流动型开放，稳步拓展制度型开放......必须强化国内大循环的主导作用，以国际循环提升国内大循环效率和水平，实现国内国际双循环互促共进。如何理解这个问题及政策要求？

和二三十年前相比，外循环在新发展阶段的重要性在下降。改革开放初期的时候，外循环在经济中的地位是比较低的。改革开放将近三十年的时间里，外贸依存度持续上升。中国的贸易依存度在1980年只有14.1%，入世后的5年，2006年达到最高点64.48%。外循环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是显著增强的。

中国外贸依存度。图片来源：经济学家圈

2006年，这个指标已经跳到了世界第二位，比很多传统开放大国的外贸依存度还高，也明显地高于大国的平均数。改革开放后三十年中，外循环对中国经济发展的作用是非常突出的，非常大口径的外循环支撑了中国过去非常优异的经济表现。

早期的外资企业人比设备更密集。无论是制造业还是服务业，在比较早期的时候都是非常劳动密集的工作。三十多年的时间里边，外循环的作用比例持续地提高，最重要的还是发挥了中国劳动密集的突出优势。

中国有大批量极低收入的劳动者急需进入现代经济去提高收入，而劳动密集型的出口加工制造业提供了大量就业和收入的机会。

中国传统的出口行业，如文体用品制造业、服装、纺织制造业等等，吸纳就业能力都很强。这对大量农村的极低收入的劳动力进入到城市，进入到现代产业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它不仅是一个内外循环的问题，还是一个收入分配的问题，是一个现代经济结构的问题，是一个人的生产生活方式改变的问题。

现在中国进入了发展的新时期。中国的经济规模、贸易规模、跨国资金流动规模都是世界的前列，国际经济、政治经济环境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下一步经济发展中外循环的作用是会下降的，而且已经在下降了。其中最关键的因素就是国内要素禀赋的显著改变。

在1980年，我们劳动力占全球的比重大概要将近23%，耕地、淡水和石油资源，占全球的比重大概在3%~6%，资本形成和研发投入所占的比重更低。

1980年我国主要生产要素占全球比重。图片来源：经济学家圈

在这种资源禀赋的情况下，劳动密集型产业是一个最重要的选项，用尽可能少的资金和技术投入，让更多的劳动力就业。

那个时代美国的劳动力占全球的5%，投资能力占全球的30%，所以美国劳动力短缺，但是资金富裕，到中国来投资会带来很大影响。

所以在这个时候，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大量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大量引进外资、引进技术，是资源禀赋所决定的一个非常自然的选项。这些因素实际上是政策调不动的，只要放开，让市场发挥作用，让劳动力流动，让各个生产要素的持有者有选项，这个模式是必然会发生的。

40年之后，中国劳动力占全球的比重有明显的下降，大概下降了三个百分点。投资能力和研发投入在全球所占的比重大幅提升，资金投入所占的比重已经超过26%，研发投入占全球已经达到21.2%，去年已经超过了23%。

2018年中国主要生产要素占全球比重。图片来源：经济学家圈

资源禀赋变化相当程度上决定了劳动密集型已经不再是特别有优势的行业。它决定传统的大量引进资金、大量出口密集劳动力制造的产品肯定不是中国下一步经济发展的主体模式了。这是基本面决定的，从2006年左右开始，中国的投资能力和研究投入能力就快速成长。

中国GDP、对外贸易、吸引外资和对外投资占世界比重。图片来源：经济学家圈

中国资本形成总额占全球的比重已经高出我们其他生产要素占全球的比重了，经济学上就直接可以推断，一定会有大量的对外投资。

从2004年、2005年开始，中国资金占全球的比重基本上达到了一个比较均衡状态。中国未来成为一个对外投资超过吸引外资的国家。与此同时，外循环的作用已经在开始下降，2006年外贸依存度达到高点之后，就持续开始下降了，现在已经降到了百分之三十多。

在传统全球化下降的同时，数字全球化快速推进。传统全球化主要还是制造业产品的全球分工，而数字全球化最重要的一个特点就是全产业链的全球化。

第一，研发全球化，整个全球共同研发技术成为了全球技术创新的主体模式。

第二，设计全球化，现在真正的复杂技术产品都是多国共同设计的。

第三，制造全球化。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全球分工到天花板了，基本停滞了，但是新的复杂产品的全球分工其实是更深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