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平衡好中德/中欧关系与中美关系

在美国加强与中国战略竞争的背景下，欧洲对外战略走向的重要性无疑大为提高，中美欧三边关系的演变和发展，关乎未来全球多边秩序的演变。德国作为欧盟的主导国，其对华政策直接影响欧盟对华政策，而欧盟仍是中美欧三边关系中不确定的一环，这为中国提供了时间窗口和回旋空间，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德国/欧盟对中国的战略恶意要远远少于美国。德国/欧盟政治主流仍然认为应该通过公平竞争与协商合作的方式来处理与中国的关系，而非简单的敌对与孤立，美国部分鹰派对华“脱钩”的战略构想是不可接受的。正是秉持这一理念，德国计划在2020年下半年接任欧盟轮值主席国之时，举行一个由中国、欧盟27个成员国和欧盟机构的领导人参加的中欧峰会，这既是为了彰显德国在推动形成欧盟框架下统一的对华政策的努力，也是希望打造一个与中国合作解决地区及全球问题的新机制。这也在客观上为中国更为积极、主动地塑造中欧关系提供了新的机遇和动力，成为中欧合作维护多边贸易秩序的新平台。

第二，对于如何应对中国带来的挑战，欧美还没有完全达成共识，虽然欧盟希望与美国合作以应对来自中国的挑战，将中国限定在多边框架之内，但特朗普政府对多边主义持怀疑态度，并且不相信欧盟有足够的能力和意愿实现美国在对华关系方面的政策目标，这为中德/中欧关系的未来留下了很大的发展空间。第三，在全球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背景下，中德关系的发展有了新的动力。正如习近平主席所指出的，公共卫生危机是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团结合作是最有力的武器。中方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愿同德方继续分享信息和经验，加强在疫情防控、患者救治、疫苗研发等领域的合作，共同维护两国以及世界其他各国人民健康福祉，中国愿同德方一道努力，深化中德全方位战略伙伴关系，促进中欧关系发展。

欧洲防务上，德国谋求“双轨”战略

蓝皮书指出，德国尝试以自己的方式理解和推进欧洲的战略自主性。在欧洲独立防务与北约的关系上，德国谋求的是双轨战略：一是继续与美国保持良好关系，不同于法国总统马克龙提出的北约“脑死亡”论，德国认为跨大西洋关系不可或缺；二是发展欧洲独立防务，尤其是北约的欧洲支柱。

德国清楚地认识到，欧洲的战略自主性，尤其是防务领域的独立行动能力，在短期内如果离开了美国是无法实现的。因此，正如学者所提出的，长期稳定北约的政治与军事功能以及避免北约的削弱甚至解体，是德国与欧洲的利益所在。

德国在推进欧洲战略自主性上除了自身以及欧洲实力不济的挑战，也面临与法国之间在战略文化上的分歧。德国把推进欧洲共同安全与防务政策视作推动政治一体化的手段，法国则关注欧洲的军事干预能力，而且希望不受欧盟决策机制的约束。

展望未来，德国推进欧洲战略自主性的前景不容乐观。德国于2020年7月起担任欧盟轮值主席国，这是德国13年以来再次扮演这一角色，默克尔总理也想要在其总理任期的最后阶段留下政治遗产，为德国乃至欧盟未来发展定调。

德国望广纳“专业人才”，但只留“精华”

蓝皮书指出，由于德国企业岗位空缺情况愈发严重，移居德国的专业人才数量常年处于较低水平，现行法律又无法有效解决德国劳动力市场的困境，为此，德国出台了《专业人才移民法》，于2020年3月1日生效。

值得注意的是，《专业人才移民法》过分强调了理想移民和非理想移民之间的区别，只希望留“精华”，而不接受“糟粕”，这也引发了不少批评和反对的声音。例如，左翼党代表批评该法只为德国经济界服务，而没有兼顾公共利益和移民的利益。新法只考虑移民在经济方面的可利用性，只有有用的人可以来，其他人必须留在外面。

另外，《专业人才移民法》并没有将在德国生活的难民考虑在内，而是坚持德国对专业人才和难民身份的移民加以区分的原则。与《专业人才移民法》同一天通过德国联邦议院表决的还有《容忍就业法》，两部法律一起成为联邦议院移民一揽子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为雇主提供更大的法律保障。《容忍就业法》规定，被拒的避难申请者若符合条件可以在30个月后获得容忍居留权，具体条件包括：这些难民能较好地融入德国社会，完成18个月以上的全职工作，赚到足够的生活费，来源国身份得到确认并没有犯罪记录。而且过去的规则依然保留，即容忍居留权仅针对2018年8月1日前入境的移民及难民。

德国决定退出煤电 落实则挑战重重

蓝皮书指出，作为工业大国，德国在全球去碳化大势所趋之下做出了加速淘汰煤电的决议，这一步值得肯定，虽然气候保护和环保人士认为德国“退煤”决议到来得“太晚”。

从“煤炭委员会”制定出“退煤”建议到联邦政府与煤炭联邦州达成一致并起草旨在推行实施的《退出煤电法》，其中间隔整整一年。而该法律草案并没有“百分百”地落实“煤炭委员会”的建议，遭到德国各界的批评与质疑。最大的质疑是：如果不按照委员会的建议落实“退煤”，那么德国希望通过“退煤”实现能源领域减排的目标恐难达到，德国在气候保护目标推进方面或将再次受挫。

“退煤”与以“退核”为核心目标之一的能源转向政策一样，是一项极其复杂、牵涉各方利益的重大决议。“退煤”措施开始之初，就已经显现其实施的困难。这包括如下几点：

第一，德国在能源转向政策上面临联邦制带来的挑战，这一挑战在“退煤”问题上一样存在。例如，煤炭联邦州与联邦的协商妥协，硬煤产业较多的联邦州与褐煤联邦州之间的利益分配不均。

第二，德国实施“退核”后，核电站关闭导致的能源缺口无法全部由可再生能源发电代替，一旦关闭燃煤发电，那么可再生能源扩建速度需要是现在的4～5倍，以这样级别的规模进行扩建才可能填补上来。但是政府几乎没有提出相应的扩建计划，这可能直接导致德国气候目标的失败。

第三，实施“退煤”计划必须相应推进能源领域的现代化，这个现代化必须以数字化为技术基础。德国数字化进程缓慢，能源领域的数字化准备程度不足给实施“退煤”增加了障碍。

第四，能源市场急需新的市场模式，现有的模式难以为继。对于能源供应商而言，现在就必须调整战略，寻求经济、政治和社会的平衡。

2020年英国退欧后，给欧盟预算留下了每年60亿欧元的巨大“空洞”。欧盟2020年预算承诺加强气候变化资金。但是2020年新冠病毒的全球大流行将完全改变之前的所有经济预期和计划。对于德国的“退煤”路线图而言，不仅意味着《退出煤电法》草案的议会流程可能将从原计划的5月拖延到秋季进行，而且还意味着“退煤”的资金无法按计划到位。尽管疫情导致的经济下行对于温室气体排放是利好因素，但是从中长期看，德国“退煤”计划的实施将面临严峻考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