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全球化的负面后果在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中第一次得以充分展现。自危机爆发以来，二十国集团（G20）肩负起国际金融监管改革的主体责任，并授权金融稳定理事会（FSB）监督各国落实国际金融监管改革。FSB在监督过程中发现两个主要问题：第一，各国在落实G20监管改革倡议时大打折扣，比如特朗普政府推动华尔街“去监管”化；第二，各国落实进度与深度不一致，监管套利问题突出。

为了避免下一次危机再次发生，我们应当持续呼吁强化国际金融监管协作，落实国际金融监管改革。而这一切的作为应当以FSB为中心。正如FSB主席卡尼所说，“一个适应能力强大的全球体系有助于赢得各方信赖，并推动实现强有力的、可持续的均衡增长。”

美国在危机期间曾一度想把FSB打造成为全球经济治理的第四根支柱（另三根支柱是世行、IMF和WTO），但随着危机远去，这个倡议被遗忘了。好了伤疤忘了疼是要不得的。过去十年金融风险再度开始积聚，而国际监管改革倡议落实尚不到位，形势要求我们重提FSB机制建设。应当从两个维度推进这项工作：强化FSB机构能力建设；强化FSB执行能力建设。

一、强化FSB机构能力

金融危机教育我们，建设强大的国际金融监管机构是必要的。这样的机构负责发现国际间不一致的政策措施并提出减少监管套利的建议，从而有助于实施国际金融监管改革要求。FSB自2009年诞生之日起即肩负此重任。但是该机构配备工作人员寥寥，与其重任严重失配。因此，在2012年FSB提交G20有关增强机构建设的报告的基础上，笔者呼吁以更快步伐建设更为强大的FSB。笔者建议包括三点：扩充秘书处；改进决策机制；以及资金来源多元化。

首先，G20应当支持扩充FSB秘书处。目前秘书处人员配置严重不足，难以履行职责。为了有效实施监督职能，秘书处需要像IMF的金融部门评估规划那样，开展必要的现场检查，为此需要增加人员配置。

但是，FSB应当与其他国际监管机构通力合作，特别是与IMF和世界银行的金融部门评估规划合作。这不仅有利于节约资源，而且能够避免国际标准制定机构之间职能重叠。毕竟，FSB以协调为主要职能，而不是以标准制定为主要职能。因此，FSB不需要规模过于庞大的秘书机构。

第二，决策机制应当改进。FSB的决策机制是全体协商一致。这种决策机制有利于决策落实，但也有一些无法回避的弊端。其一，它可能使得少数派意见获得不当影响，不当拖延时效性很强的金融改革方案出台；其二，随着成员数量增加，寻求所有成员一致意见变得很难。

协商一致体现决策民主化，应当坚持。同时为了提升机构运行效率，FSB应当规定投票规则。在协商一致不成时，采用简单多数投票原则，除非涉及理事会章程、资金来源、新成员加入、制裁等重大事项采用绝对多数票原则。还有一个办法是借鉴WTO关键少数决策机制，即首先在几个关键成员之间达成一致意见，再寻求全体成员的支持。

第三，FSB应当拓展经费来源。国际组织获取资金的途径包括：第一，成员捐助，有的是资本份额的形式，更多则是会费的形式；第二，私有资助，包括借款机制或贷款利息（如IMF）；第三，特定的储备性基金资助，这些基金的资金来源可能是内部也可能是外部，例如国际清算银行储备性基金是其净利润的年度比例。FSB目前由国际清算银行提供经费，以及成员自愿资助。

收取会费应当成为FSB经费主要来源。会费可以作为储备性基金，仿效国际清算银行投资并获取收益，以进一步增强FSB经费的独立性。收取会费需要回答的问题是何时开始征收会费，以及在成员之间如何分配会费。考虑到FSB 机构建设的重要性、迫切性以及现实进度，笔者建议不晚于2022年开始征收会费。会费分担应当与成员经济规模、金融市场活跃程度和金融稳定状况成正比。为此G20需要指派工作组为FSB设计可持续的经费框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