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察者网：非洲拥有全球20%的关键矿产资源，但其产值仅占全球的9%左右，开发潜力巨大。根据行业研究机构BMI最新公布的数据，2023年，非洲地区锂矿石产量占全球总量的4%左右，而随着大量投资涌入，今年非洲国家锂矿石产量有望翻两倍，非洲地区锂生产市场份额有望达到全球的10%左右。

在这样的背景下，为了更好地利用这些资源造福人类，同时让非洲人民富裕起来，如何通过这些大型项目来带动当地的经济和就业，特别是如何带动当地产业升级，使非洲摆脱处于全球产业链低端的位置？

高志凯：非洲拥有广袤的土地，面积超过三千万平方公里，是中国的三倍多，总人口接近15亿。由于非洲的生育率较高，人口增长潜力巨大。如果能够改善医疗与卫生服务，非洲的人口将会迅速增长。

非洲大陆共有54个国家，而中国，包括台湾省在内，拥有34个省级行政区。从管理角度来看，非洲每个国家的人口规模相当于中国的一个省级单位。经过四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取得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凭借过去的经验，我们已明确如何捍卫和平、维持稳定、实现发展以及如何加强教育等经验，中国过去四十年的每一步都可供非洲国家借鉴和学习。

非洲的国土划分和基础设施建设与其殖民历史有着紧密的联系。因此，要实现未来的可持续发展，非洲必须根据自身特点重新规划基础设施建设，这正是中国可以发挥优势的领域。

在工业化、现代化和城镇化方面，非洲具有巨大的潜力，但也面临诸多挑战。中国在吸引制造业投资和招商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因此可以主动与非洲国家进行合作，共同推动发展。同时，教育方面是中国的优势，非洲国家的教育体系不完善，无法实现长远发展。在这一点上，中非之间可以加强合作，帮助非洲提升教育水平。

非洲在人均病床、医生和护士数量上相对较低，人均寿命较短，疾病多发，公共卫生问题亟待解决。中国应与非洲紧密合作，共同致力于提升其公共卫生体系，帮助非洲实现全面发展。

在塞内加尔迪亚姆尼亚久儿童医院，中国第19批援塞内加尔医疗队麻醉科医生黄建斌（右二）为手术患儿进行麻醉监测。 图源：新华社

从企业的角度，可以把中国企业分为几大类：国企、央企、民营企业以及集体和村庄产业。它们在合作中各有不同的作用。例如，非洲的大型基础设施项目通常超出民营企业的财力和承担能力，涉及较长的建设周期，因此，国企和央企的参与至关重要。

此外，单独开展项目往往难以取得成功，而将不同行业的项目联动起来，则可能更加可行。例如，在某些偏远的矿区，我们可以一方面帮助开采矿产，同时修建道路和港口，这样一来，矿产资源可以顺利出口到全球市场。中国可以以公平合理的商业价格购买这些矿产，同时培训当地工人和技术人才，提供一站式解决方案。

与单独开展一个项目相比，多行业多公司联动发展具有更高的可行性。毕竟，多数企业专注于某些特定领域，很少有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能够同时开采矿区、修建道路、建设发电站、甚至修建港口和机场等。然而，如果没有完善的配套设施，矿产资源的潜力将无法充分释放。

多年来，中国在非洲的合作中也积累了一些负面评价，许多非洲人抱怨中国廉价产品质量较差。从市场角度来看，低价商品天然就是低质量的代名词，这无可厚非。然而，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中国作为全球工业体系中最具完整配套的国家，无论价位如何，中国产品应该在同等价格区间内成为质量相对较高的那批。同时非洲地区我们缺乏售后服务，劣质产品也无法得到有效的投诉和处理，这将最终损害中国品牌的声誉。

因此，我提议建立一个机制，对出口到非洲的产品进行质量控制、品牌认证和生产商认证。在如今信息互联的时代，我们中国企业还可以借鉴日本行业协会的模式，实现各厂商在国外的协调与监管。如果出现质量问题，非洲消费者可以通过行业协会进行投诉、索赔和追责，从而避免“一只臭苍蝇坏了一锅汤”的情况发生。此外，企业在走向海外市场时，可以借助行业协会的平台互帮互助。若在某一地区遇到问题，协会可以帮助企业相互支持，减少因距离遥远而产生的协调困难。

在未来较长时间内，中非合作将继续占据优势地位。当前，非洲在数字经济和人工智能领域存在巨大的“数字鸿沟”和“人工智能鸿沟”，他们在资金、技术、人才和战略规划等方面存在短板，但非洲拥有庞大的市场潜力，而这正是中国的优势所在。

中国的先进农业技术，如杂交水稻，以及各类初级加工工业，在非洲拥有广阔市场。即使是中国二三十年前的技术和生产设施，也能在非洲市场上焕发新的生机。非洲年轻人口比例较高，且对学习充满渴望。因此，如果中非能够在生产、技术和教育领域开展更紧密的合作，通过中国的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体系培养更多当地人才，将有助于推动两国的经济互利共赢，深刻影响未来的非洲发展。

在马达加斯加首都塔那那利佛附近的马义奇镇，中国杂交水稻技术专家胡月舫（右三）在中国国家杂交水稻工程技术研究中心非洲分中心的试验田里和当地农民一起收获水稻。 图源：新华社

事实上，中国已在采取具体行动。在王毅外长最近访问的四个非洲国家中，中国与纳米比亚有多个非传统合作领域，其中包括在该国设立卫星地面站。去年11月，中国援助的纳米比亚卫星地面数据接收站和处理系统建设项目已通过商务部国际经济合作事务局的验收。同时，考虑到纳米比亚位于大西洋东岸，中国可以与其开展大西洋海洋调查合作，进一步加深合作领域。

此外，我也注意到，中亚西亚地区的医学院近年来吸引了大量来自印度、孟加拉和巴基斯坦的医学生。这是因为南亚地区竞争激烈，未能满足当地的医护人员需求，而中亚西亚的医学院则相对充裕，能够培养大量医护人员。

非洲也存在类似的潜力。发达国家缺乏医护人员，而非洲人民由于殖民历史，普遍掌握英语或法语等外语，但由于教育资源的匮乏，无法向发达国家输送足够的医务人才。如今，随着国内新生儿数量的减少和教育人员的充裕，中国可以帮助非洲培训包括医务人员在内的急需人才，从而填补其人员缺口，同时解决非洲教育资源不足的问题。

当然我们也要注意，非洲广袤的地域差异、沿海与内陆国家的交通运输条件差异、以及各地区商业策略和环境的不同，都需要我们在合作中因地制宜、灵活应对。此外，撒哈拉沙漠以北的国家大多为阿拉伯国家和伊斯兰教国家，而撒哈拉沙漠以南的国家多受英法殖民影响，主要信仰基督教，语言多样，这些文化差异也是我们在推动合作时需要重视的因素。

观察者网：中国一贯支持非洲实现绿色发展，仅中非合作建设的光伏电站装机容量累计就已超过1.5吉瓦，点亮了非洲的万家灯火。习近平主席提出，中非要携手推进“生态友好的现代化”，这是中非共同努力的目标，也是此访的重要任务之一。但是我们也注意到，西方政府在试图否认自身向包括非洲在内的发展中国家提供清洁能源技术和资金义务的同时，试图将更多本应是西方承担的国际义务甚至历史排放责任甩给中国，您对此如何看待西方这些行为？我们在“一带一路”战略落地过程中又应该如何定位中非清洁能源发展？

高志凯：若统计各大洲历史上的二氧化碳排放量，非洲的排放应当是最低的。在独立之前，非洲的工业制造和碳排放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这也印证了联合国气候变化会议提出的“区分责任”的原则是正确的。

非洲光伏设备 资料图

从工业革命至今的一百多年里，欧美国家以及东亚的日本积累了较重的历史排放责任。中国尽管排放总量较大，但考虑到14亿人口，中国的人均排放量相较于美国要少得多。因此，我们应与非洲国家一道，强调发达国家必须履行“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并要求它们向非洲国家提供必要的资金支持。

同时，中国应当积极协助非洲国家推进发展，鼓励其实现“弯道超车”。这在中国也有先例，在改革开放初期，内地的电信行业十分落后，甚至连香港这块弹丸之地的有线电话数量都超过了整个中国内地。

面对这一局面，中国并没有放弃，而是采取了两条措施：一方面铺设固定电话网，另一方面加速发展移动通信技术，最终实现了在固定电话尚未普及的情况下，率先普及了移动电话。非洲也可以采取类似的路径，实现跨越式发展。

传统上，国家的发展往往是“先污染后治理”，许多国家在发展过程中先建立了重化工产业，随后才开始着手清理污染。然而，中国已经承诺，在未来不再在海外建设新的火力发电厂，这一承诺对于全球环境而言具有重要意义。

这也并不意味着后续的国家在能源使用上将没有廉价能源可供选择。随着清洁能源技术的发展，非洲完全可以从一开始就选择清洁能源路径，避免走传统的污染发展道路。

德国曾提出一个计划，计划在撒哈拉沙漠建设太阳能电池板，利用太阳能发电并通过电力网络将电力传输至欧洲。非洲的风能资源也相当丰富，因此，从资源的角度来看，非洲具备发展可再生能源的巨大潜力。中国和其他有志之国应携手支持非洲，推动制定一个跨国、泛非洲的新能源发展计划。

如果能够超越单一国家的范畴，将非洲能源合作提升到更大范围进行探讨，可能会提高合作的效率，而这恰恰是当前非洲面临的短板，也是中国及其他合作伙伴的优势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