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在NBA，大多数此类冲突纠纷则由“系统仲裁员”解决，“系统仲裁员”由一家独立的司法研究及仲裁机构“国际冲突预防和解决研究所”（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Conflict Prevention & Resolution，“CPR”）从其注册律师团队中进行选拔。

若NBA球员工会和资方无法就系统仲裁员达成一致的，那么CPR需要另行提供一份11名律师的清单由双方选择，根据《NBA劳资协议》第32条第6款，为避免任何的潜在利益冲突或“暗箱操作”，这些律师及其律所须 “在过去五年内未曾代理运动员、运动员的代理人或其他代表、代表运动员的劳工组织、体育联盟及其管理机构或附属机构、或职业体育运动的所有者。”

此外，法院对体育赛事中的多种纠纷仍然有管辖权。

近年来，我国体育行业刮起了一股“妖风”，某些业界人士动辄鼓吹“体育产业是如此特殊，法院的法官们哪里懂，体育产业有关的争议就应该让我们‘专业人士’管”，而部分人民法院似乎也着了这些“忽悠”的道——以2015年的“沈阳东进足球俱乐部欠薪纠纷系列案”为代表，一时间内，各地人民法院纷纷以“体育产生的争议应由体育专业组织仲裁”等为由，拒绝审理发生在体育俱乐部和运动员之间的欠薪纠纷。

显然，至少在英超联赛和NBA，所谓“法院不审赛事相关纠纷”的说法是完全不成立的。

英超联赛《官方手册》“定义与解释”（“Definitions and Interpretation”）第A.7条明确规定：“这些规则应受英国法律管辖并按其解释。在不影响本规则的仲裁和其他争议解决规定的情况下，与本规则有关的争议应受英国法院的专属管辖。”

而《官方手册》标准表格15“英超联赛合同”（“Premier League Contract”）第22条“管辖”同样规定：“本合同受英国法律管辖并据其解释，双方服从英国法院的非专属管辖”。

NBA与之类似，根据《NBA劳资条例》第32条第3（e）款，系统仲裁员仅对《NBA劳资协议》第32条第1款授权其进行仲裁的事宜（球员统一合同、工资帽、新秀合同、NBA选秀、自由球员、选项条款、规避、反合谋条款、球员着装等）拥有仲裁权，除此以外的实体问题裁决（如球员搬家费、餐费补贴、养老金、信托、兵役工资、出差后勤安排、休赛期活动、工会保障和会费等），应当在纽约州美国纽约南区联邦地区法院 (United States District Court for the Southern District of New York)通过司法程序解决。

此外，如上文所述，NBA显然是不大把那些在我国法律界混得“风生水起”、“法院哪有我懂”的“知名体育大律师”们自吹自擂的“专业性”放在眼里的，不然也不会为了避免利益冲突要求系统仲裁员五年内没碰过“体育活”。

（二）CBA联赛的奇特治理机制

那么，和英超联赛、NBA这样全世界最成功的体育赛事之二相比，我国的CBA联赛又是如何处理冲突纠纷的呢？

就争议解决模式，根据《2021-2022赛季CBA联赛球员选秀、工资帽、聘用及交易管理规定》附件八“球员聘用合同”第16.2条-16.4条，对于针对《球员聘用合同》产生的争议和纠纷，采取以下方式进行解决：

1.争议方不能协商解决时，任何一方均可向CBA联盟书面申请调解，达成调解协议的，均必须严格遵守；

2.CBA联盟未能调解处理的，任何一方均有权向CBA联赛纪律与争议解决委员会申请调解；

3.对CBA联赛纪律与争议解决委员会调解结果有异议的，任何一方均有权向中国篮协申请仲裁，对中国篮协的仲裁裁决，各方均必须严格遵守。

此外，《2021-2022赛季CBA联赛球员选秀、工资帽、聘用及交易管理规定》全规定未提“法院”二字。

由此可见，所谓的“CBA联盟”和“CBA联盟纪律与争议解决委员会”，处于CBA联赛劳资纠纷争议解决的核心地位。然而，“CBA联盟纪律与争议解决委员会”是一个完全由资方控股的公司成立的“组织”，本身已经没有英足总或NBA球员工会这样的中立组织或劳方组织参与其组建过程，中立性已经相当“堪忧”。

那么，“CBA联盟纪律与争议解决委员会”是否能像英超联赛的“司法小组”或NBA的“系统仲裁员”一样，由至少是从属于中立机构的律师或其他法律工作者来担任呢？

答案是否定的。

至今为止，笔者仍然无法在互联网上找到一份“CBA联盟纪律与争议解决委员会”名单。但根据笔者通过内部渠道了解，此次负责对“周琦事件”进行“调解”的“委员会委员”，除了“召集人”是一名“知名大律师”外，其他几乎全部是CBA各俱乐部的俱乐部经理。

由CBA各俱乐部经理，来负责“调解”在劳资关系上与其对立的球员，和在竞争关系上与其对立的新疆俱乐部之间的矛盾？尚不说“调解”成果如何，这样的“调解”如何避免“利益冲突”的死结？

当然，很多读者或许会好奇，“CBA联盟纪律与争议解决委员会”不还有位“召集人”是 “知名大律师”吗？那这位“知名大律师”是否专业中立呢？对此，笔者不做评价，但笔者相信，曾任CBA联赛江苏肯迪亚俱乐部总经理的知名篮球界人士史琳杰先生，一定比笔者有更多、更直接的体会和理解。

在2019年11月，史琳杰先生曾因为公开对裁判发表评论之行为，遭到“CBA联盟”处罚：

对于处罚，想必史总是有所预判的，史总没有预判到的是，一个月之后，史总收到了一份所谓的“律师费”账单，要求他支付十几万的“律师费”。显然，即使见多识广如史总，也不知道自己何时欠了如此巨额的“律师费”，因此还在微博上嘲讽过：

史琳杰先生嘲讽“十多万律师费”的微博

笔者通过内部信息渠道了解，向史总寄送“十多万律师费缴款单”的，正是这位身为“CBA联盟纪律与争议解决委员会”召集人的“知名大律师”。而史总之所以被罚款才罚了五万，却要缴纳十多万的“律师费”，也正是因为“知名大律师”“收费高昂”——为了进行“召集”工作，“知名大律师”和自己的小助理们从事了如此多的工作，据说“计费小时”就有几十小时，按照“知名大律师”和小助理们几千元/小时的“身价”，收史总十几万律师费，在“知名大律师”看来，可能也不算什么问题。

不知道这位“知名大律师”究竟是何方神圣，也不知道这位“知名大律师”是不是外国人，但笔者认为，他应该是一名外国人。因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无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还是任何有关律师执业的法规规章，都没有律师可以向从未和自己缔结合作关系（委托、顾问等）的路人收取“律师费”的规定。

史总收到“知名大律师”“律师费缴款单”的事件，差不多相当于阅读本文的任何一位读者因为违章去交警队交罚款，结果交警队负责打字输入罚单内容的行政秘书冲出来，告诉你他打字非常辛苦，所以你需要付他这个月的工资一样。

不知道周琦此次是否也被“知名大律师”发了“律师费缴费单”。周琦，如果你可以看到这篇文章，那笔者告诉你一句，你不需要向任何没有和你缔结合作关系的律师支付哪怕一分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