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考虑到大宗商品变化所具有的特点之后，我们看一下大宗商品价格上涨的传导及可能的后续影响。

目前在欧美主要经济体当中，大宗产品上涨背后，能源价格上涨已经比较充分传导，对企业生产成本带来较为显著的冲击。在欧美的生产层面能看到，中间投入的价格在迅速上升。消费价格层面，无论在美国还是欧洲的通胀指标中，最近一段时间，能源项消费支出价格上涨已经成为推动通胀最主要的驱动，大宗价格上涨向消费者的价格传导，目前已经相对充分，相对集中地体现在直接的能源消费渠道。

大宗价格上涨沿着整个产业链，从企业投入到企业产出，从上游到下游，从企业到家庭的传导过程中的传导效应，目前还没有全面地显露。目前，制造业层面投入价格的上涨是快于产出价格的。主要经济体当中，工业出厂价格上涨是要快于消费价格上涨，也就是说从企业的投入到产出，再从企业的产出价格再到消费者的购买价格传导当中的传导效应还没有完全得显露。这也就意味着在企业层面生产当中，下游企业目前承担着比较大的成本上涨的压力，进而也可能会导致利润的损失。虽然随着经济的恢复，下游企业是否能把投入成本压力转嫁给最终消费者，这一点是值得关注的。

和大宗商品价格有关联的还有国际航运价格迅速上升。去年下半年开始，全球对集装箱运输的需求急剧增长，相关行业服务的价格迅速上升，随着疫情防控导致相应的航运服务供给出现问题，主要的跨国航运价格指数在迅速上涨，在目前的分析和预测当中，会认为即便到今年年底，航运价格、航运服务业都很难恢复到常态。跨国航运价格的变化会影响到各个国家的进口价格指数，再传导到相关的消费者价格。

这背后的传导机制会怎么样？研究当中总体会认为，这样的传导在目前并不是很大。但不管怎么样，这会成为在未来思考通胀和消费者价格上升的重要因素之一。

对欧美主要发达经济体来说，未来的通胀压力还会来自如下因素：

1.服务业的恢复和服务价格的迅速回升。这在目前我国消费价格中已经一定程度上体现出来，过去几个月时间，随着相关领域特别是旅游等项目恢复，服务业价格恢复趋势相对比较明显。

2.疫情防控要求和卫生防疫要求必然也会提高企业经营成本，同时在疫情影响之下，乃至结合延续过去几年当中政治层面的摩擦和不确定性都会全球价值链层面产生冲击，有可能会加剧半导体及关键零部件的供给短缺，使得企业投入生产成本会上升。

3.经历过去一年多的疫情冲击，很多企业可能存活了下来，但必须要弥补过去一年多的损失，其涨价动机相对比较强烈。

这是在整体上可能会影响通胀压力的一些因素。

从我国情况来看，目前的情况有点类似，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在我国对通胀的压力和拉动并没有全面地体现，目前消费价格指数CPI无论和疫情期间还是常态相比，目前都处于比较低的状况。其中影响比较大的是交通和通讯类，这和我们疫情有效控制之后，今年以来旅游等相关服务的迅速上升的拉动是有关系的。

大宗价格上涨在企业成本层面的影响已经非常明显，从主要原材料购进价格来看，能源、化工、金属相关原料的购进价格是在迅速上涨的，能源、化工、金属相关产品出厂价格同样也是在迅速上涨的，这在工业企业投入价格和产出价格当中目前已经充分地显露出来。现在看到，所带来的压力或成本压力还主要落在企业层面，特别是下游的一些企业层面。

从主要的分类价格指数上涨来看，生产资料价格上涨快于生活资料，生产者购进价格大于出厂价格，大于零售价格，大于消费价格，同时上游价格上涨速度大于下游价格上涨速度。这个逻辑当中，目前大宗价格的上涨所带来的成本冲击可能是沿着上游到下游的传导过程，慢慢地已经传导到下游消费品制造业。进一步从下游消费品制造业再往消费品价格传导，目前还没有充分体现，所以，传导到了这里就停了下来，并没有进一步延伸。这样的传导，在目前的一些工业企业利润数据当中已经体现。

今年以来，特别是1-4月份，我国工业企业利润整体实现了非常快速的增长，与去年同期相比，41个工业大类和行业利润基本上都增长了，有的同比增长，有的扭亏为盈，有的实现了减亏，同时看到这样的变化当中，下游制造业利润增长速度相对较慢，更为严重的是，和2019年相比，很多制造业消费品利润水平实际是在下降的，我们的纺织、服装、家具消费品企业利润还是减少的，并没有回到正常状态。大宗商品价格冲击目前主要来自下游工业企业承担比较大的成本上升压力。目前比较麻烦的是，经过疫情冲击和过去一年左右的艰难度日，很多企业事实上已经没有能力承担进一步的成本冲击，以及由此所带来的亏损压力。同时，大量的中小企业集中在中下游消费者制造业，本身抵抗成本冲击的能力就非常弱。这就意味着，他们需要向外转嫁成本。

从目前国有和私营的数据对比来看，私营企业近一年营收所反映需求恢复状况，比国有以及国有控股企业都要好，但由于私营企业面临成本上升的压力更大，它的利润增长事实上比国有以及国有控股企业要低。我们从国有和私营对比当中，大概能推算出下游行业中小企业所面临的困境。我们的疫情得到有效控制，随着经济的复苏，需求的增长是非常快的，但它却无法带来利润，甚至带来亏损，很多企业面临着这样的状况，有需求，但面临亏损，它如何满足这样的需求，进行生产和供给？对于这一类消费品制造行业的企业来说，面对需求上升和成本冲击，为了维持正常的生产经营和供给，就需要进一步向下转移或转嫁他的成本，一旦这样转嫁，就带来最终消费价格大幅攀升，带来较大的通胀压力。当然，目前这只是分析它们的动机和期望。

问题是，如果真的出现这样的转嫁，所带来的可能就不仅仅是通胀问题。对家庭来说，经过过去一年的疫情冲击，同样也是处于疫情后的修复过程。一旦企业向下转移成本到消费品价格当中，就会造成消费品价格快速上升，家庭的生活水平、生计可能会受到显著的影响。一旦出现这样的影响，家庭的消费需求的复苏，乃至整体经济复苏过程可能就会受阻。

这就是目前比较大的困境，这个困境在于，下游消费品制造行业要向下转移或传导它的成本压力，需要有终端消费旺盛的需求作为支撑。但目前最终消费需求状况无法支撑这样的成本转移。

今年以来，整个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增长速度还是非常快的，我们注意到，这样的增长是相对于去年同期非常低的水平和基数核算出来的。我们如果考虑从今年到2019年这两年之间的平均，就会发现目前相对2019年，也就是疫情前同期相比，我们的社会零售增长非常低，增速是明显低于疫情前的正常增长速度，也就意味着我们的消费需求还处在疫情后的修复期，还没有回到疫情前的增长状况。这样的过程当中，成本已经传导到下游消费品制造行业，使它面临非常大的成本冲击和亏损的压力，甚至是严重的生存压力。在这时候，企业需要向消费品传导成本，这样导致消费价格上升，会使得目前非常虚弱的消费需求的增长过程受损，最终反过来对整体经济产生非常大的负面冲击。

这是在当前大宗商品价格全面上涨及其带来的成本冲击之下所面临的困境，它的困境就在于：

1.这种成本冲击已经在下游制造业消费品当中显现出来了，如果再进一步叠加半导体行业供给缺口，叠加国际物流不畅，叠加国际运输状况的紧张以及国际运费上涨等等因素，制造业企业成本上升的压力会进一步增加，会变得更大。

2.处于疫后修复期的下游消费品行业还没有弥补疫情的损失，新一轮成本的压力会对这些行业，特别是中小企业带来新一轮生存危机。面临这样的生存危机，正常的解决之道是进一步向下转嫁成本，一旦转嫁成本，会带来消费价格的上升。

3.而我们另一头的困境是，最终消费需求的增长动力还没有完全恢复，家庭消费增长还非常得不稳定，如果消费品制造业的成本上升压力向最终消费品价格进行传导，带来通胀迅速攀升，可能会使得家庭消费进程受阻，这样对整体经济的恢复必然会产生比较大的负面影响。这是当前所面临的非常大的困境。

三、面对这样大的困境，我们怎么样解决它或应对它？

大宗商品价格上涨是在全球经济尚未完全恢复的情况下出现的，它背后当然是有全球经济的部分恢复，有流动性过度扩张带来的投机因素，也有一些长期的结构性调整所带来的对大宗商品需求结构的影响，还有国际上大宗商品供给方所面临的约束。面临这样一系列问题，单靠我们国家的政策很大程度上是无能为力的，其中，我们能够解决的问题主要集中在这样几个方面：

大宗商品价格上涨背后当然有一些投机性因素。解决这一点就需要有效地控制投机情绪和投机行为在我国的蔓延或扩散，也就是说，大宗商品价格上涨是必然的，但要把投机因素挤出，随后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带来的成本上升压力和通胀压力需要再考虑怎么解决。

1.面对这样的成本上升压力及其带来的通胀压力。一般意义上货币政策事实上是没有太大作用的，目前简单地退出货币宽松政策是解决不了问题，这时候需要更多考虑的是，面对成本必然上升的压力，在上、中、下游企业之间，生产者和需求者之间，合理地分担成本上升压力。

2.要对冲和缓解特定行业和企业的成本上升压力。一般下游消费品制造行业的企业面临比较大的成本上升压力，并且目前已经产生了一些生存危机。相关研究表明，这类企业的成本对税费也是非常敏感的，这时候需要通过相关的政策在大宗所导致的价格上升压力之下，通过政策对冲和缓解其他费用的成本，进而缓解整体成本上升的压力。

3.对很多企业来说，面临成本和价格大幅度上升，在流动性方面开始出现问题，这时候需要提高对特定行业，特定企业的资金支持，应对成本上升带来的资金压力。要这样解决内生问题，很显然货币政策能够发挥作用的空间相对比较小，更多的还是在财政层面去发挥成本分担、对冲和缓解的功能，需要从这些方面去寻求相关的对策，并去设计具体的政策手段和操作模式。

以上是我们课题组在过去一段时间对大宗产品价格上涨本身以及可能的影响、应对所产生的分析和思考，这是我代表课题组向各位嘉宾，各位媒体所做的简单汇报。谢谢各位！

（报告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