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王岚】

《论持久战》是毛泽东在抗日战争爆发后有关中国革命现状和前途的重要论述。自发表以来，这部著作已经被翻译成多国文字，成为世界政治文化中的经典之作；但是，你知道最初的英译本是谁翻译的？又是在怎样的情景下出版和发行的呢？

《论持久战》封面

《论持久战》交给谁翻译

1938年5月26日至6月3日，毛泽东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讲演了自己写好的著名的《论持久战》。陈云听了毛泽东的讲演后，感到毛泽东的理论对全党、对全国抗战都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于是第二天就对毛泽东说：是不是可以在更大一点的范围内给干部们讲一讲？毛泽东接受了他的建议。但是，到更大范围去讲，对于日理万机的毛泽东来说根本没那么多时间，再则听众有限。于是毛泽东决定把讲稿整理出来，先在党内印发。

毛泽东在抗日军政大学作《论持久战》报告

可是，鉴于延安当时的条件，油印的《论持久战》数量有限，许多干部仍然看不到，特别是在前线的干部。于是，毛泽东决定，印成书公开发行，不光在根据地，而且还可以发到国民党统治区。程思远先生曾回忆说：“《论持久战》刚发表，周恩来就把它的基本精神向白崇禧作了介绍。白崇禧深为赞赏。认为这是克敌制胜的最高战略方针。后来白崇禧又把它向蒋介石转述，蒋也十分赞成。在蒋介石的支持下，白崇禧把《论持久战》的精神归纳成两句话：‘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时间。’并取得了周公的同意，由军事委员会通令全国，作为抗日战争中的战略指导思想。”

为了让世界上更多的国家和人民了解中国革命的重要性、艰巨性、长期性，中国共产党决定将该著作尽快翻译成英文传播到国外去。当时，党经过慎重考虑，把翻译《论持久战》的任务交给了一位名叫杨刚的女地下党员。

杨刚原名杨季征，又名杨缤，祖籍湖北，1905年1月30日出生在江西萍乡，父亲任江西道台。杨刚五岁起念私塾，开始接受人生最初的启蒙，她从小性格刚强果敢，对封建大家庭中暴露出来的种种阴暗怀有深深的不满。1922年，她进入江西南昌葆灵女子学校，更是对整个社会的状况有了进一步的了解，积极投身学生爱国运动。1926年，革命军北伐时，南昌的学子们也掀起了拥护北伐的热潮，她和好友廖鸿英、谭海英代表葆灵女中参加了全市学生会的活动，上街示威游行，深入街头巷尾给老百姓讲革命道理。这一段重要的社会活动，使杨刚找到了人生的起点，并最终成长为一名旧体制勇敢的叛逆者和共产党忠实的追随者。此时她改名杨缤，开始写作，笔名贞白。

杨刚

杨刚是名副其实的才女。1927年免试入北平燕京大学英文系读书，既聪明又刻苦，成绩始终名列前茅，被高傲的美籍女教授视为最有才华的得意门生。“杨刚”就是那时她给自己起的笔名。1928年，她在白色恐怖中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并成为北平学生运动的领袖之一，不久被捕入狱。出狱后，继续在党的领导下从事革命文化工作，是北方“左联”发起人和组织者之一。1932年从燕京大学毕业后，杨刚与北京大学经济系学生郑侃结婚，旋赴上海从事革命活动并参加“左联”工作，与鲁迅、茅盾等文学巨匠关系甚密。其间，她结识了史沫特莱和斯诺，还应斯诺的要求用英文写了一部革命题材的小说《肉刑》，发表于1935年的《国闻周报》。她还和萧乾一起协助斯诺编译中国现代短篇小说选《活的中国》，这是中国新文学被介绍到国外较早的一个译本。

斯诺在萧乾、杨刚协助下编译的《活的中国》

1935年，她翻译的英国女作家简·奥斯汀的长篇小说《傲慢与偏见》，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这是该书在中国的第一个中译本，以后的多种版本均以此为蓝本。抗战爆发后，根据党的要求，她频繁地转战于武汉、南京、上海、香港、桂林、重庆等地，忘我地投入到党的抗日救亡宣传工作和党的统一战线工作之中。1944年，她又以特别记者身份赴美，担负起中共留美党员工作组的领导重任。

杨缤（杨刚）翻译的《傲慢与偏见》中译本

在去香港前，杨刚曾在上海出版过一本散文集《沸腾的梦》。后来萧乾在主编《杨刚文集》时在《序》中写道：“她的散文，特别是散文集《沸腾的梦》，是中国人爱国心的烘热而雄奇的创造……我想，单是这个散文集，中国的文学史家就永远不能忘记她。”

杨刚还是个充满理想主义色彩的诗人，她曾创作长达800多行、充满了强烈爱国主义之情的长诗《我站在地球的中央》。由此，她博得了“金箭女神”的美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