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际政策国际传播中，西方一贯是奉行领导者的战略，一直在全球范围内推动‘西方标准’，为自己的战略利益服务，这个标准就是话语权。他们可以把别的国家弄得民不聊生，弄得战乱四起，甚至变成人间地狱，但他们可以连一声道歉都不说，因为他们推动的是所谓叫‘普世价值’，怎么可能错？”

8月5日，在东方卫视政论节目《这就是中国》第29期节目中，节目主讲人、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院长张维为教授对“西方民主模式”进行了把脉，指出西方模式存在“四多三少”的弊病。

观察者网整理原文如下，以飨读者。

张维为：

大家知道，我们今天这个世界是一个竞争非常激烈的世界，那么所有竞争中其实最激烈的竞争是标准的竞争。比方说美国它害怕华为，不仅是因为华为产品在5G领域内领先美国，而且实际上美国更害怕的是华为有可能主导未来5G的标准。

在5G领域专利方面，应该说中国公司形成了对美国公司的全面的碾压。据有关统计，截止今年3月，中国华为等公司申请的主要的5G的专利数量已经占了全球的34%，大幅度领先竞争的对手。那么谁掌控了5G的标准，谁就可能在未来竞争中获得更大的话语权和更多的商机。

德国专利数据公司7月份发布的最新数据，中国企业（华为、中兴、中国电信科技研究院、OPPO等）的5G专利数量遥遥领先

大家一定记得不久前，我们中国政府在全世界率先宣布停飞波音737MAX8，实际上这某种意义上也是一种标准竞争。按照美国FAA的标准，这款飞机还能飞，但按照中国民航的标准，这款飞机必须停飞。所以我们的标准显然是高于美国了。实际上过去我们民航业一直学习FAA的标准，现在确实在开始超越他们了。

中国政府这一决定产生了很好的全球示范效应，赢得了国人的赞扬，赢得了国外很多民众的普遍的赞誉。最后世界各大航空公司都纷纷宣布停飞这款飞机，这个倒逼美国FAA不得不宣布也加入停飞的行列。国内经常说通过开放倒逼国内的改革，这是有道理的，而且我们也做得很好。但随着我们自己的进步，实际上我们在不少领域我们走在西方前面了，实际上也在逼他们进行反省，进行必要的改革，当然他们能否这样做，这是另外一回事儿了。

那么刚才我讲的这两个例子，想说明什么呢？

一个就是我们企业、我们政府已经有了比较强的这种标准竞争的意识，但在我们国内的人文社会科学领域，这种意识还不够强，许多人还是满足于给西方学术西方标准打工，甚至想都不敢想，怎么可能超越西方，我觉得这种局面应该随着中国的崛起而走向终结。

那么世界标准的竞争大致有三种战略，一种是追随者的战略，采用别人的标准，跟在别人后面亦步亦趋；第二种是参与者的战略，也就是参与国际标准的制定；第三种是领导者的战略，就在国际标准竞争中成为领导者，这也是效果最佳的战略，华为就是这么做的。我觉得我们中国人应该有这个雄心壮志，我们中国的学者也应该有这种雄心壮志。

在国际政策国际传播中，西方一贯是奉行领导者的战略，一直在全球范围内推动“西方标准”，为自己的战略利益服务，这个标准就是话语权。他们可以把别的国家弄得民不聊生，弄得战乱四起，甚至变成人间地狱，但他们可以连一声道歉都不说，因为他们推动的是所谓叫“普世价值”，怎么可能错？

叙利亚小学生在被炮弹炸毁的学校里学习

随着中国的崛起，随着整个非西方板块的崛起，我想西方这种仗势欺人，仗着标准欺负别人的霸道行径，必须终结。

沿着这个思路，今天我想和大家谈一谈这个话题，叫做“给西方民主把把脉”。那么“把脉”是个非常中国的词汇，中医的词汇。中医是按病人的脉搏诊断疾病，开出药方。

我认为我们今天到了这么一个时候，完全可以用中国人的眼光，中国的标准来诊断一下今天西方体制的问题，诊断一下这些问题的疾病和病因，然后开出中国药方。我想这也是中国为世界文明，特别是政治文明做出一点贡献的时候。

那么以我自己对西方民主模式的把脉，我觉得西方模式今天患的病可以这样来概括，我叫做“四多三少”。

西方民主“四多”，首先就是太多“重财轻义”，也就是有钱能使鬼推磨。

结果多数人的利益结果受到了越来越多的损害。那么“重财轻义”的标志性事件就是2010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裁定，对公司的捐款，对团体的捐款，竞选捐款不设上限。随后在2014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又裁定个人竞选捐款也不设上限。

这个后来连美国一个已故的极右翼参议员麦凯恩也看不下去了，他当时这样说：“美国今后将丑闻不断。”英国《经济学人》杂志2014年就刊过一篇长文，说金钱获得了美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政治影响力。数以千计的说客，平均每位国会议员有超过20名说客，让立法过程变得冗长复杂，让特殊利益集团更有机会参与其中。

这就是我经常讲的，最富的100个中国人，不可能左右中共中央政治局，而最富的50个美国人大概可以左右白宫。这也是中美两国政治制度的最大的差别。那么英国牛津大学有位教授叫斯泰恩·林根（Stein Ringen），他把这种金钱政治联想到古希腊民主是怎么走向覆灭，走向灭亡的。他这样说，他说在古希腊的时候，当富人成为巨富，而且拒绝遵守规则、破坏政治体制的时候，雅典民主崩溃的丧钟就敲响了。今天的英国和美国就到了岌岌可危的临界点。这是第一个“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