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坦率地讲就是我们回望过去40年，要是中国人没有自己的坚持，要是没有我们自己独特的发展道路和模式，恐怕中国这个国家都解体了，不要说什么中国崛起。”

3月4日，东方卫视《这就是中国》第八期播出，节目主讲人张维为谈及“中国模式”的来源、内涵以及对中国发展的意义，并对外界对“中国模式”的误解做出回应和阐释。

第八期视频截图

以下为节目演讲部分：

今天我想跟大家谈谈中国道路和中国模式。我先给大家讲一段我自己的经历，就是我上世纪80年代中期在中国的外交部翻译室工作，那么翻译室工作主要任务就是给党和国家领导人做翻译，那么应该讲这是蛮有挑战性的工作，从我个人来讲也是一段确实十分值得怀念的一段时光。那么那一代的中国领导人讲话有很强的个性。你比方说邓小平，他经常讲“中国无非就是块头大”，那么李先念当时国家主席，说“我当过财政部长，甜酸苦辣都尝过”，学英文知道这不容易翻。那么当时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彭真，他也讲中国发展这个大的趋势，他说没有毛泽东也会有“毛泽西”，比方邓小平讲“块头大是指什么，另外如何找到对应的英文表述。所以当时我们在翻译室里面有一个做法，实际上是一种协商民主，每个星期都有一两次叫业务学习，那么大家把自己每天翻译过程中遇到的各种问题汇总起来，然后一般是我们年轻翻译先拿出一个初稿，然后再一起讨论，最后请翻译室几位资深的老同志来定稿，叫群策群力，或者民主集中制，然后就编成一本一本的我们叫“翻译难点”，我现在还留着不少，作为历史回忆。

那么这个故事和今天我们讲的这个话题有什么关系呢？就当时我们在这个业务讨论会的时候，讨论翻译难点的时候，我记得非常清楚，我们讨论过邓小平讲的“中国模式”，怎么翻译这个概念，那么当时有的人翻译成the Chinese model，有的人翻译成the China model，有的人翻译成the Chinese approach等等，有各种各样的方法，最后我们还是把它统一为就是the China model。也没有什么好解释的，就是多数人都觉得这个语感比较对，学外语的知道，最后就是语感，这是最关键的。那么后来我们国内学术界也好，这个媒体界也好，甚至政界也好，觉得对这个“中国模式”引起很多争议，而且普遍都不怎么用。那么我个人实事求是说是觉得挺奇怪的，因为邓小平是用这个概念，我们可以看《邓小平文选》里面，大概我粗粗算下来有6次用到过中国模式。

那么在学术层面提出中国模式，我算比较早的学者之一。那么过去我记得大概10来年前，纽约时报记者曾经采访过我，他说你们高层有人讲，没有中国模式，你说有中国模式，我说我经过自己研究是有中国模式。我记得习近平主席去年也说，我们不‘输入’外国模式，也不‘输出’“中国模式”，也就是说确实是有“中国模式”，我们不输出（注：“去年”应为2017年。2017年12月习近平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上的主旨讲话）。

那么下边我想，因为今天时间比较有限，我想简单地谈一谈就是在社会主义国家在改革方面所采用的不同的模式，做一个比较。那么绝大多数社会主义国家在改革当中采取的模式是两种：一种是“激进的改革模式”，一种是“保守的改革模式”。那么“激进改革模式”的特点我叫做“双休克疗法”，就是政治方面，以西方政治模式为蓝本一下子把所谓一党制变成多党制；那么经济领域内也是以西方教科书为蓝本，就是一夜之间完成所谓经济自由化和私有化。那么“双休克疗法”的结果几乎是灾难性的。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就选择了这个模式，结果苏联迅速解体，经济全面崩溃，人民生活水平急剧下降。

我自己是在1990年6月访问了苏联，那是它解体前一年半，当时正是戈尔巴乔夫大张旗鼓地推动他的激进改革模式，叫政治改革压倒一切。到了苏联，真是感触良多。我没有想到一个能够生产原子弹、能够生产宇宙飞船的国家，竟然生产不出一双像样的鞋子，我当在莫斯科最大的红场的百货商场里，我看到女士皮鞋就是一两种款式，从小号到大号，一个模子出来的，大家排着长队买。街上的餐厅非常非常少，而且关门得很早，12点到2点钟，你排着队几乎要排到了，它说关门就关门了，没有东西吃了。苏联经济明显可以感到出现了巨大的问题。当时陪我那个苏联社科院的小伙子，他说我跟你讲我们最新的关于戈尔巴乔夫的故事，他说有一个人要去刺杀戈尔巴乔夫，他说他干得太烂，要把他给干掉。所以拿了一把枪就去克林姆林宫，但过了一会儿他就回来了，人家问他怎么样，你完成任务了？他说没有，他说想刺杀戈尔巴乔夫的人排着长队，他说等不及了，只能回来。所以一个大国领导人，雄心勃勃的政治改革压倒一切，但是经济崩溃了，自己的威信也荡然无存了，所以他改革肯定是没法成功，当时我们就做出这么一个初步的判断。

那么另外一种模式，“保守改革模式”在政治上和经济上特点是坚持原有的体制，计划经济为主，然后有一些有限的市场调节。那么这些国家最大的特点是对市场经济、对全球化非常恐惧，以我个人的观察就是，卡斯特罗时期的古巴就是这样一个经典的案例。我是2005年夏天，我专门一个人去做了10天的调研，我住在一个工程师的家里，后来因为非常熟悉了，他也给我看他们的各种各样的票证，比改革开放前的中国还要多。你可以想象到的猪肉、羊肉、大米、面粉、食油、鸡蛋，甚至古巴盛产的食糖，糖都是凭票供应、凭证供应的，都是配给制。后来我就跟房东探讨，我说是不是因为美国的制裁？他说这只是一个原因，因为他也关心中国所做的一切，所以他说关键原因还是政策有问题，他说比方食糖，它的价格太低，糖农没有积极性。另外，他说我们的企业没有自主权，那么什么东西进口，自己都没有任何自主权。

当时古巴进行了一些带有市场调节意味的改革，比方允许个体户、小商小贩做一点生意，但一旦出现一些所谓叫投机倒把，然后马上政府就开始紧张，搞一个“纠偏运动”，结果就是经济失去了活力。当然，实事求是说古巴也不全是缺点，比如它这个供给制或多或少保证了公民的基本生活水准，它是根据人的营养需求，照卡路里来算的。所以如果你去过很多发展中国家，你会发觉就是发展中国家你会看到很多营养不良的人，在古巴你见不到，它这个基本水准它保证的。另外，它基本实现了全民医保低保，虽然你到药店去，药店里没有多少药，这个种类非常非常少，但你可以感到就是它政府还是做了很多努力。

那么我比较一下就是，应该说中国避免了“激进改革模式”，也避免了“保守改革模式”，坦率讲，我们是那个时代过来的，当时这两种模式在中国都有很多人支持，包括戈尔巴乔夫，很多很多人支持，“保守改革模式”也有很多人支持，但应该说中国坚持自己的我叫做是“稳健改革模式”。那么1987年10月的时候，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总书记卡达尔到北京，那么他和邓小平非常熟悉，两个人是手牵着手进入会谈，在中南海见的。

1987年10月13日，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总书记卡达尔·亚诺什访华。中共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在中南海与卡达尔携手步入会谈厅。 （图自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那么当时苏联和东欧的动荡已经初现了，那么邓小平给他提一些忠告，邓小平这样讲说：不要照搬西方的做法；不要照搬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做法，他主要指苏联；然后不要丢掉自己制度的优越性。卡达尔本人是非常赞成邓小平的观点，但他党内那些他的同事和他意见完全不一样，他们认为要在匈牙利推进“彻底的政治改革”，跟戈尔巴乔夫一样，使匈牙利变成叫“民主社会主义的实验室”，结果就有后来的一样的“双休克疗法”。今天你碰到匈牙利人去问一问，他们会非常后悔，他们说当时在整个苏联阵营里，匈牙利的模式是最接近中国今天的模式，它的市场化程度最高，但始终没有迈出市场经济这一步。那它当时这个，你到那儿当时去看，你就感觉它的市场是相对比其他东欧国家、比俄罗斯要繁荣的多，但是最后也没有办法，被忽悠了。

那么现在看来就是邓小平当初对卡达尔讲的三条意见，也是对中国自己的这个模式的一个很好的概括，就是：不照搬西方，不照搬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不放弃自己的优势。在这“三不”的基础上，大胆地探索进行体制创新，学习别人，借鉴别人的长处，同时也发挥自己的优势，那么逐步形成自己的发展模式。那么邓小平推动这个我叫做“稳健改革模式”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呢？也是我自己的总结，就是大规模的经济改革，辅之以必要的政治改革，实际上政治改革很大程度上是为经济改革铺路的，最后落实到民生的显著的改善，今天叫获得感。所以在经济改革方面，应该说中国借鉴了西方的这个市场经济的一些长处，发挥了市场资源配置的效率，但同时也发挥了社会主义宏观平衡的优势，那么使中国成为世界上唯一没有陷入金融危机、经济危机、财政危机的主要的经济体，而且人民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现在还走到了世界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最前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