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中美贸易摩擦以来，“产业链供应链重构”成为世界经济热议的话题。在全球化退潮、保护主义抬头的今天，如何确保产业链、供应链的顺畅稳固成为各国关注的重点问题之一。

对于2024年的世界经济来说，不仅有俄乌冲突、巴以冲突、产业链供应链重构这些持续性问题，还面临着“超级选举年”这个最大的不确定因素。一旦特朗普重新归来，会对全球经济带来哪些冲击？在“去美元化”浪潮兴起、美联储政策预期转向的当下，全球资本会流向哪里？又会对中国产生怎样的影响？我们需要做好哪些准备？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总经济师、执行局副主任陈文玲在接受“经济学家建言2024中国经济”系列对话时从世界经济面临的不确定因素谈起，对中国经济下一步的挑战和机遇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经济学家建言2024中国经济”系列，是观察者网和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联合推出的重磅访谈节目，邀请国内外著名经济学家，从房地产、地方债、乡村振兴、金融强国、高质量发展等诸多领域前瞻并建言2024年中国经济，敬请关注。

【访谈/观察者网 王慧 整理/房佶宜 林琛力 编辑/周小婷 朱敏洁】

观察者网：2024年是“超级选举年”，据不完全统计，全球范围内将有70多个国家和地区举行选举，覆盖全世界近一半的人口和近50%的经济总量。再加上俄乌冲突、巴以冲突等还在持续，这些地缘政治风险和区域性战争等问题会对2024年世界经济造成多大影响，您对今年世界经济的增速有什么预期？对于中国来说，我们应该做好哪些准备？

陈文玲：2023年世界经济就不太轻松，俄乌冲突还没结束，10月又爆发新一轮巴以冲突，2024年这些因素都还在。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2023年的预测，未来5年世界经济都会低速增长，2024年会下降到2.9%【注：最新调至3.1%】，比最高位时的平均3.8%（2000-2019年）低了约一个百分点。这背后不只是一个百分点的问题，关键是整个世界经济处在极度不确定和极度脆弱中。

第一是战争带来的不确定性。俄乌冲突造成沿俄罗斯、地中海、里海的物流中断，影响世界经济增长和通胀水平。巴以冲突也正在越来越大地影响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红海是通往阿拉伯、以色列和欧洲的一条运输大通道，是商船必经之地。这条通道被战火覆盖后，很多商船不得不绕道南非好望角。影响最大的是运费，走红海通道，一艘商船运费是1400美元，走好望角就上升到4000美元以上，涨幅近三倍。加之中东是世界能源的主要基地，所以能源价格也处于不确定中。

第二是大选的不确定性。2024年，有76个国家及地区进行大选，对世界经济影响最大的是美国大选。现在美国大选形势似乎明朗，但仍存很大变数。根据民调数据，外界判断上一任总统特朗普上台的可能性还是比较大的。特朗普最大的个性就是不确定性，当然也有确定性的一面，作为商人，他对贸易、关税和“让美国再次伟大”看得非常重，但执政政策时时在变。

俄罗斯大选，目前局势比较明朗，但影响仍旧不小；欧洲议会选举，人员更迭，势必给欧盟带来影响。

印度大选，莫迪获胜的可能性较大，他最大的决心是未来几年印度做世界第三，打造制造业强国。印度已经超过曾经的宗主国英国，未来三年如果再超过德国、日本，就成为世界第三，整个南北关系又会发生非常大的变化。

大选给世界带来的巨大不确定性，还包括可能会出现若干个类似特朗普的领导人，或是在经济上实行颠覆性政策的民粹主义人物。就像阿根廷总统米莱上台以后，出的招令世界猝不及防。

第三，全球货币政策可能会出现较大调整。特别是在全球储备货币和贸易结算货币占比较大的美元。2024年美元的货币政策转向是确定的，但转向的力度、速度以及转向之后对世界金融市场的影响，是不确定的。

所以我认为今年世界经济总的特点，一是走低，二是不确定，三是还有一些难以预料的“黑天鹅”和“灰犀牛”。

观察者网：您刚刚提到了美国大选，不知道是特朗普还是拜登上台，您觉得哪位胜选的概率更大？哪一位上台对中国的不确定性更大？

陈文玲：我现在一般不太议论这个问题，特别怕美国人说中国干预美国大选。作为一般老百姓可以评论一下，但是从观察者网传播出去的影响力太大，很容易被说中国某位有什么背景的学者说，支持特朗普上台，或者支持拜登上台。

特朗普和拜登的共同特点，一是年龄偏大；二是对华政策的战略方向一致，只是战术和打法不一致；三是他们的对华战略都走在了错误的道路上。所以不管两位老人谁上台，我们对老人都很尊敬，但是不赞成这两位老人的做法。

首先，不能把美国利益凌驾在全球利益之上，用“美国再次伟大”“美国在科技上要领先世界两代”等话术来打压其他国家，用美国的高关税政策来解决贸易逆差问题。

其次，作为美国总统，要对全世界负责，而不是制造战火、拉偏架或是煽动颜色革命颠覆其他国家。大国的责任是维护世界和平，不能当军工复合体的代言人。

虽然发动战争锻炼了美国的战争能力，让新式武器得到了实验或应用，推动美国的军事工业发展，但这是把其他国家当成棋子，让整个世界处在动荡之中。对于一个大国领袖来说，这种行径不符合大国领袖的基本风范、基本道德水准以及基本价值判断，应该被时代唾弃。

最后，不管谁当美国总统，现在美元仍拥有准国际货币的地位，美国的货币政策和宏观政策一定要和其他大国保持协调。但美国为了本国利益，没有宏观经济政策的协调，将通胀从9.1%降到3%，但是把债务涨到了34万亿美元。

当地时间2020年9月29日，美国俄亥俄州，拜登、特朗普参加电视辩论。图自视觉中国

这样看来，拜登比特朗普更“伟大”。他今年把军费提高到8860亿美元的历史高点，此前通过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就业法案》，承诺未来要投入几万亿美元用于基础设施建设。还有《通胀削减法案》和《芯片和科学法案》，分别要拿出4300亿美元和2800亿美元。稍微掰掰手指头算一算，这些就有十几万亿美元了。

美国纽约时代广场上有一个国债钟，一开始设置的最高限额是10万亿美元，2008年爆表后增加了两个数位，现在上面的数字已经达到34.1万亿美元了。美国财政部长 在美国国会听证会上讲的非常符合美国实际，她提出美国应突破债务上限，在2033年国债达到51万亿美元。以拜登目前的速度，我觉得可以实现，甚至可能更高。

拜登通过借债，让很多人产生一种“美国经济软着陆”的错觉。美国现在虽然解决了就业问题，压低了通胀，制造业正在回流，看起来经济形势一片大好，但结合债务和通胀水平来看，我觉得这是一种虚假繁荣。

如果美元不是处于准国际货币的地位，就不能通过国债在世界上流通，不能在市场上购买。当美债发得最多时，美联储就成了最大购买者，曾经占到美债增量的60%。但是美国已经将问题转嫁出去，用7万亿美元的债务（注：2021年拜登上台时，美国国债累积约27万亿美元，至2024年已突破34万亿美元），解决了美国的经济问题。用美元去增加军费，用美元打科技战，这有什么光荣的？

过去这几年美元利率上升了11次，最高达到5.25%-5.5%，用这么高的利率、这么高的债务来支撑美国的这些经济数字，这个基础牢固吗？美国也有很多学者对其国内经济有很客观的看法，对美国经济潜在的风险很担忧。

去年9月我去美国访问时问美国人，美国的财务成本到底是多少，他们说已经占到财政支出的18%。美国经济潜藏着非常大的危机，包括债务危机、通胀，也包括几千万人没有医疗保障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