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中国文化中的蝙蝠

鲁迅曾在《谈蝙蝠》一文中说：“蝙蝠虽然也是夜飞的动物，但在中国的名誉却还算好的。”与西方文化不同，中国文化的语境中的蝙蝠虽然偶尔有差评（如曹植《蝙蝠赋》），但更多的时候是以吉祥物的面目出现的。

清人孟超然所撰《亦园亭全集·瓜棚避暑录》卷下云：“虫之属最可厌莫如蝙蝠，而今之织绣图画皆用之，以与‘福’同音也。”鲁迅《谈蝙蝠》也说：“（蝙蝠在中国有好的名誉）这也并非因为他吞食蚊虻，于人们有益，大半倒在他的名目，和‘福’字同音。以这么一副尊容而能写入画图，实在就靠着名字起得好。”由于“蝠”与“福”谐音，因而蝙蝠成了中国“福”文化的化身。

一般来说，体型越小的动物，代谢率越高，心跳越快，寿命越短。但由于蝙蝠拥有强大的免疫系统和DNA修复能力，不易感染病毒，也不易得癌症，故在哺乳动物中属于寿命较长者，最长可达三四十余年，而同等身型的老鼠寿命仅有两三年。因此，蝙蝠还成为长寿的象征。

蝙蝠作为一种意象，被赋予了许多吉祥的意义：蝙蝠倒悬而睡，指“福倒（到）”；红色的蝙蝠，指“洪福”；五只蝙蝠，指“五福”；与鹿一道出现，指“福禄”；与桂花一道出现，指“富贵”；与寿星、寿桃一道出现，指“福寿”；此外，红色的蝙蝠还常与捉鬼的钟馗一道出现。

尤其是明清时期，蝙蝠的形象在建筑装饰、绘画、陶瓷、雕塑、刺绣上频繁出现。曾先后作为和珅、永璘宅邸的恭王府，更是装饰了9999个蝙蝠图案，被誉为“万蝠（福）之地”。

恭王府的蝙蝠装饰图案

古人认为蝙蝠能带来福气，期待蝙蝠能够光临自己的屋宇，与现在有些人唯恐避之不及形成鲜明对比。

中国的蝙蝠形象与外来文化也不无交集。明代的冯梦龙所编《笑府·蝙蝠骑墙》记载了一个故事：

凤凰寿，百鸟朝贺，惟蝙蝠不至。凤责之曰：“汝居吾下，何踞傲乎？”蝠曰：“吾有足，属于兽，贺汝何用？”

一日，麒麟生诞，蝙蝠又不至，麟亦责之。蝠曰：“吾有翼，属于禽，何以驾与？”

麟、凤相会，语及蝙蝠之事，互相慨叹曰：“如今世上恶薄，偏生此等不禽不兽之徒，真个无奈何也！”

说的是百鸟之王凤凰和百兽之王麒麟庆生，蝙蝠分别以自己非兽、非禽为由不去道贺，遂被凤凰和麒麟鄙视。不难看出，这个讽刺蝙蝠“骑墙”的故事与《伊索寓言》中的《鸟、兽和蝙蝠》《蝙蝠和黄鼠狼》有异曲同工之处。由于在冯梦龙的时代，《伊索寓言》已经通过利玛窦、金尼阁等传教士译介为汉文，故有人认为《笑府·蝙蝠骑墙》受到《伊索寓言》的启发。类似的故事，还见于景颇族的传说，景颇族因而管墙头草叫“蝙蝠人”。这些故事究竟是平行关系还是交流所致，还有待进一步的研究。鲁迅《谈蝙蝠》一文谈的虽然是蝙蝠，实际上是在批判既非左派又非右派的“第三种人”，这一层寓意正是由《伊索寓言》的故事引申而来。中国一些当代影视剧（如电影《西游记之孙悟空三打白骨精》）中出现的蝙蝠妖形象，实际上是受到西方文化影响的产物。最近不少国人将蝙蝠妖魔化，也与在潜意识中接受了西方文化中的蝙蝠形象有关。

三、吃蝙蝠现象及其文化背景

近来网络上疯传所谓的武汉名菜“福寿汤”——整只蝙蝠炖的蝙蝠汤。其实这些图片似都来自帕劳这个太平洋岛国，图中的蝙蝠是帕劳当地的一种狐蝠。帕劳蝙蝠汤是世界有名的黑暗料理，被用来吸引外国游客。这些图片在国内外广泛传播，不少国人因此认为是武汉人吃蝙蝠引发了新型肺炎，不少外国人也借此抹黑中国形象，影响极为恶劣。上文已经说到蝙蝠在西方文化中是邪恶的象征，因此吃蝙蝠对于西方人来说是不可想象的。

我以为，其实，武汉有些人虽然吃某些野味，但并不包括蝙蝠；“福寿汤”的名字也是图片发布者临时杜撰的，尽管它符合蝙蝠在中国文化中的寓意；蝙蝠很可能是新型冠状病毒的原始宿主，但目前并无证据表明就是蝙蝠直接将病毒传给人类的，或是某种人类食用的野生动物扮演了中间宿主的角色，说蝙蝠导致了此次疫情并不公平。

但中国的某些地区的确存在吃蝙蝠的现象。不少古书都记载，蝙蝠及其粪便有养生和药用价值。

成书于战国时期的《山海经·北山经》记载了一种叫“寓”的动物，称其“状如鼠而鸟翼，其音如羊，可以御兵”。清代的郝懿行认为这种状如老鼠、长有鸟翼的动物便是蝙蝠。《山海经》俨然是一本“野味大全”，记载了林林总总的奇兽异鸟，以及食用这些奇兽异鸟的效用。出于其数术书的性质，《山海经》中所记食用野味的情形，主要是从养生、药用或辟邪的角度出发的。书中说“寓”这种动物“可以御兵”，结合《山海经》全书的文例，“可以御兵”往往是就食用效用而言的，指吃了可以抵御刀兵的伤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