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农业之所以会导致瘟疫传播绝不仅仅因为人口增加与定居的发生，更主要的原因是农业扩散对生态环境产生的影响。最早的农业，以中国华北地区为例，起源于山麓与盆地的边缘地带，当时人类只能利用最容易耕种、最肥沃的土壤。村落稀疏，村庄规模有限，人们的食物还很大比例要依赖狩猎采集，对生态环境的影响比较小。

随着农业的发展、人口的增加，人们开始更多砍伐森林、开垦草地、排干沼泽，闯入主要属于其他动物的生境，接触病原体的机会大大增加。再者，人类长期生活在一个村庄，就会产生大量的垃圾，腐烂的垃圾会污染水源，由此蚊虫滋生，导致疟疾横行；污染的水源还可能导致霍乱。

同时，定居农业还导致人类的食谱变得单调，过多谷物摄入导致龋齿病频发。20世纪80年代考古学家科恩与同事就曾注意到这个问题，随着人类进入农业阶段，身高变矮，身体的协调性变差，人类的营养与健康状况反不如狩猎采集阶段。这种状况随着农业的进一步发展更加恶化，因为农业促进社会分化，富者产生肥胖的毛病，穷者食不果腹，可能会铤而走险，食用一切能够找到的食物，包括带有病原体的野生动物。

我们是否由此可以说农业就是瘟疫之源呢？显然不是，高度社会性的动物，尤其是哺乳动物，都有可能感染瘟疫，鼠疫本来就是鼠类的疾病，这次在武汉爆发的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很可能来自蝙蝠，经过果子狸、穿山甲等中间宿主，并且经过变异，才变得让人类容易感染。

某种意义上说，社会性是瘟疫的温床。独居的动物即使感染了致命传染病，也不会殃及整个物种。然而，人类是一种极端依赖社会性的动物，人类通过社会有了语言、文字、文化、乃至文明。同时，因为存在社会性，所以高致病性的病原体才可能传播扩散。相对狩猎采集生活，农业代表更高程度的社会化，不仅能够支持更多的人口，而且需要更多的人口集中生活在一起，因此瘟疫传播的条件更便利。

狩猎采集时代是否就没有瘟疫呢？目前考古学上还没有直接的证据，但是就距今三四万年前解剖学上的现代人迅速替代尼安德特人这一情况而言，有研究者就提出一种假说，即现代人把传染病带给了尼人，就像近代欧洲殖民者把天花带给美洲土著，导致土著人口急剧减少一样。尼人由此大幅减少，加之栖居地被现代人分割，无法通婚，所以只能灭绝。总体而言，瘟疫对狩猎采集者的影响是比较小的，主要因为狩猎采集者的人口总量小，密度低，流动性大，另外一个可能更重要的原因，就是狩猎采集者大多数时候生活自己的生态系统中，不需要也没有能力跨越不同的生态系统，感染疫病的风险因此也比较小。

人类社会应对瘟疫的基本策略

农业时代虽然有瘟疫的威胁，但是我们从历史上看到，人类的人口仍然在大幅度增长。农业时代的医学技术虽然不如现代，但是古人并非没有应对瘟疫的策略。考古学上农业有个名不符实的名称，叫作食物生产（foodproduction），其实农业并不生产食物，而是让动植物生产。农业的本质就是控制，一个更常用的名称叫作驯化。

农业发展的理想状态就是农业文化生态系统，一个经典的例子就是中国南方的稻作农业，长期的耕作，控制良好的灌溉，可以形成肥沃的土壤（如鳝血土），稻田养鱼、桑基鱼塘都是生态系统的组成部分，几乎所有的废物都会循环利用，这个生态系统能够做到基本封闭。人们可以在有限的范围内养活大量的人口，基本不需要侵入其他动物的生态空间。在这样的生态系统中，人们饲养猪、狗、鸡，还有牛，偶尔有羊与马（所谓六畜），所有这些动物都被控制在农业生态系统之中。即便这些动物偶尔也会把疾病传染给人类，但由于长期的适应，最终形成一种平衡（因为易感人群可能很快就被淘汰掉了）。

▲稻田养鸭（左）浙江湖州桑基鱼塘（右）

（图片来源于《中国国家地理》2019年第3期）

其实除了驯化的动物，农业村落中还有如家鼠、蟑螂、麻雀等依赖人类生活的共生性动物（commensal）。这些动物当然也是疾病传染源。一只健康的家鼠身上平均有7只虱子，一旦生病之后，虱子的数量能够达到五六十只，老鼠死后，这些虱子就可能会把人类当成新的宿主，通过叮咬把病菌传给人类。不过，长期的共处，也让人类与这些共生性动物之间形成了平衡。但是如果家鼠接触了野外感染鼠疫的老鼠，就可能把鼠疫传给人类。所以，农业社会的安全取决于农业生态系统的完善程度，当人口超过系统的承载力，或是社会混乱破坏了农业，或是气候变化，农业系统就可能崩溃，封闭的安全屏障就会消失，灾难随之降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