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并非首例，自2011年以来，俄罗斯至少主办过四次类似活动。然而，考虑到巴勒斯坦及其周边地区严峻的安全环境，最近的这次会议显得尤为特殊。多数分析人士对此类形式的会议能否取得任何重大进展表示怀疑[13]。10月7日之后，巴勒斯坦内部政治的复杂性并未消失，俄罗斯对许多巴勒斯坦派别的影响力仍然有限。

到目前为止，俄罗斯在团结巴勒斯坦各派别方面的努力似乎收效甚微，甚至可以说几乎没有什么成果，这与中国的情况相类似。然而，2024年2月的会议表明，克里姆林宫对巴勒斯坦主要派别仍保持着一定的影响力，俄罗斯在未来的巴勒斯坦问题解决方案中既不会被完全边缘化，也不容易被排除在外。考虑到巴勒斯坦领导层即将迎来代际更迭，马哈茂德·阿巴斯将在2025年迎来90岁生日，这种影响力更不应被低估。

特朗普的第二届政府不太可能积极推动任何建立完整巴勒斯坦国家的计划，也不太可能在这方面对以色列施加巨大压力。同时，它也不太可能更加关注加沙或约旦河西岸发生的严重侵犯人权行为或战争罪行。

值得一提的是，早在2018年，特朗普就取消了美国对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UNRWA）的资助，而拜登在2021年部分恢复了这一资助。特朗普的第二届政府很可能会加码限制甚至再次完全取消对UNRWA的支持，这将使该机构继续为巴勒斯坦人提供支持的能力受到质疑（2024年10月下旬，以色列议会通过了一项法律，规定到年底终止近UNRWA在该国境内的所有活动）。

唐纳德·特朗普显然不愿为巴勒斯坦人发声，尽管美国国内对巴勒斯坦权利的支持声浪很高，这意味着莫斯科通过将自己定位为巴勒斯坦事业的坚定支持者，有可能在中东地区获得更多关注和认可。

伊朗

在巴以冲突升级之际，莫斯科和德黑兰正不断尝试将双边关系提升至新高度。以色列在加沙的军事行动很快蔓延至黎巴嫩南部，并对贝鲁特、大马士革和德黑兰本身的目标发动袭击，这严重危及了伊朗在该地区的地位，促使伊朗领导层寻求与俄罗斯建立更紧密的联系。特别是，德黑兰方面希望获得更多先进的俄罗斯军事装备，如苏-35战斗机和S-400防御导弹系统[14]。

而俄罗斯方面，在更早前就开始重视与德黑兰的关系：对乌克兰的特别军事行动开始后，俄罗斯开始积极升级与伊朗的政治、经济、基础设施和安全联系，期望将这些关系从“权宜之盟”转变为稳固的战略伙伴关系。

2024年5月19日，伊朗总统易卜拉欣·莱希在直升机失事中意外身亡，这在一定程度上暂缓了两国关系进一步拉近的脚步，也可以说推迟了双方已经筹备多时的新俄伊协议的最终达成，但事件并未实质上改变这一方向。尽管新当选的总统马苏德·佩泽希齐扬强调他有意与伊朗的阿拉伯邻国和西方国家接触[15]，但这些机会最终被证明相当有限，伊朗继续其长期向莫斯科和北京靠拢的趋势。

普京与莱希（法新社资料图）

2023年8月，在约翰内斯堡举行的第十五届金砖国家峰会上，伊朗被正式邀请加入该组织，并于2024年初正式成为成员国。2024年10月，普京与佩泽希齐扬总统见面了两次，首次是在土库曼斯坦首都阿什哈巴德举行的国际会议上[16]，第二次是在喀山举行的金砖国家峰会上[17]，预计俄罗斯与伊朗之间期待已久的新双边战略伙伴关系协议将很快就会签署。

尽管莫斯科的一些鹰派人士可能期待以色列与伊朗之间爆发一场大战[18]，但俄罗斯官方立场依然保持谨慎。10月底，普京再次表示，从战略上讲，俄罗斯没有从这场战争中获利，而如果当前的以伊对抗演变成一场大规模的地区战争，俄罗斯反而会遭遇更多问题。当然，地区局势大范围的不稳定可能会导致全球油价飙升，但这种不稳定也会带来不可预测的政治和经济后果，这很可能对俄罗斯的长期利益造成损害。

特朗普的第二届政府将对德黑兰采取强硬态度。我们可以预料到，与伊朗核计划相关的制裁将会变得更多，美国对伊朗的地区合作伙伴及代理人的压力将会加大，对伊朗政治反对派的支持也将增加，其最终目标是实现伊朗的政权更迭。尽管不能完全排除在特朗普的第二届政府下，华盛顿与德黑兰达成某种交易性协议的可能性，但这种协议达成的机会并不大。

此外，特朗普很可能会对美国在欧洲的盟友施加巨大压力，以防止伊朗与欧洲之间达成任何有意义的和解。可以预见，作为美国整体反伊朗战略的一部分，美国对也门的胡塞武装将采取更为强硬的行动，也就是授权对胡塞武装的政治领导人和军事基础设施进行大规模打击。对胡塞武装的经济制裁可能会扩大，且白宫可能会忽视也门严重的人道主义危机。

当然，特朗普会尽力避免美国与伊朗发生直接军事对抗。然而，这一选项的可能性并不能被完全排除——以色列领导层可能会极力推动美国走向这一步。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取决于谁将具体负责特朗普政府的伊朗事务——如果由鹰派人物主导，那爆发大规模地区冲突的风险将会增加。理论上，人们也可以设想特朗普会与伊朗进行直接谈判，以达成全面协议，但目前看来这种情况极不可能。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合乎逻辑地推测，莫斯科与德黑兰之间的联盟将继续深化，尽管这一关系中的一些问题还有待解决。例如，双方对连接阿塞拜疆与其飞地纳希切万的所谓“赞格祖尔走廊”持不同态度。双方还将在上合组织和金砖国家等多边机构内继续合作。只有当俄罗斯或伊朗发生非常剧烈的政治变化时，这种合作才可能面临挑战。然而，就目前而言，很难想象这样的变化（会真的发生）。

阿拉伯世界

长期以来，俄罗斯一直能够认识到与沙特、卡塔尔、阿联酋等海湾国家保持友好关系的重要性。尽管莫斯科方面可能期待这些国家对巴以冲突升级作出更强烈的反应，但俄罗斯与以上国家的友好关系，并未直接受到这些国家谨慎态度的影响[19]。不管怎么说，2023年12月，普京访问了沙特和阿联酋，双方确认将继续合作调控全球油价[20]，并进一步推动双边贸易和投资等领域的合作。

沙特和阿联酋均受邀加入金砖国家，而2024年9月在利雅得举行的第七届俄罗斯-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GCC）战略对话部长级会议也证实，在巴以冲突升级问题上，俄罗斯和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的立场有很多共同之处。2024年10月，沙特和阿联酋都参加了在俄罗斯喀山举行的第十六届金砖国家峰会，不过沙是由其外交部长代为出席，并声称其身份是“受邀嘉宾”，而非金砖国家的正式成员[22]。

看来，莫斯科方面非常清楚俄罗斯在与海湾合作委员会（GCC）国家打交道时会受到限制，也明白巴以冲突升级对这些国家战略优先事项的影响有限。莫斯科的主流推测是，《亚伯拉罕协议》将继续进展，尽管速度会比加沙危机爆发前慢。另一方面，特朗普可能比拜登更愿意为《亚伯拉罕协议》投入更多的政治资本。

当然，莫斯科最不愿看到的就是中东出现一个将主要海湾阿拉伯国家和以色列联合起来共同威慑伊朗的“北约”，但考虑到这一过程中存在的多重战略、地缘政治、组织及其他障碍，俄罗斯专家对地区主要行为体快速朝这一方向行动的能力或政治意愿，持相当怀疑的态度[23]。

同时，俄罗斯领导层并不希望过度卷入阿拉伯世界和伊朗的争端，因为卷入争端将不可避免地限制莫斯科在该地区的行动自由。此外，俄罗斯与海合会国家的关系性质，与其和伊朗的关系截然不同：在与伊朗的合作中，共同的安全关切以及双方国防领域的一定互补性是俄伊合作的主要驱动力；而俄罗斯与海合会国家的合作，则更多基于经济、教育和其他“软实力”因素[24]。可以预见，在对海湾地区乃至对整个阿拉伯世界的政策中，莫斯科将继续采取“例行公事”的态度，力求增加投资机会、促进贸易，最小化西方制裁的负面影响，并稳定全球油气价格。

特朗普一直高度重视与海湾地区富裕的阿拉伯国家建立更紧密的关系。值得注意的是，2017年他作为总统首次出访就选择了利雅得，并在2018年沙特特工谋杀异见记者贾迈勒·卡舒吉的外交危机中，坚定支持沙特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

然而，特朗普对阿拉伯国家的持续青睐，显然并未延伸至整个阿拉伯世界——若特朗普再次当选，他很可能会大幅削减美国对外援助预算，这将对约旦、埃及、叙利亚、黎巴嫩和也门[25]等国家产生严重影响。特朗普政府对阿拉伯世界这种高度的选择性态度，可能为其他国际行为体——包括俄罗斯——创造机会。

特朗普的第二届政府将致力于尽可能限制俄罗斯与阿拉伯国家的合作。他们将努力封堵美国制裁中的任何漏洞，这些漏洞为莫斯科利用海湾国家，特别是阿联酋，作为国际金融中心来规避西方制裁提供了机会。他们将通过向阿拉伯世界的合作伙伴提供有吸引力的替代方案，试图在俄罗斯与阿拉伯国家更积极的军事合作道路上设置各种障碍（例如，在处理与阿联酋的关系时，特朗普可能会重启此前停滞的F-35战斗机和武装无人机销售协议），并忽视或批评莫斯科可能提出的任何区域安全提议。

然而，美国阻止俄罗斯与阿拉伯国家进一步合作的能力并非是无限的，主要阿拉伯国家将继续使其外交政策组合多样化。特朗普与阿拉伯世界关系的另一个复杂因素，是他在第一任期内曾被诟病的“伊斯兰恐惧症”言论以及他的反移民政策，如其两次颁布的穆斯林旅行禁令。

最后，阿拉伯世界对美国在该地区安全承诺的可持续性存在诸多疑虑，这促使他们通过接触北京和莫斯科来进一步实现政治投资的多样化。这种多样化除了区域议程外，还包括沙特阿拉伯、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和卡塔尔努力在俄罗斯-乌克兰对抗中，将自己定位为主要战略对话者，未来他们将继续努力维持这一定位[26]。

鉴于目前俄罗斯领导层全神贯注于乌克兰冲突，很难想象莫斯科会在不久的将来，会提出任何关于中东安全或发展的雄心勃勃、影响深远的倡议。与西方，尤其是与美国之间缺乏积极且实质性的磋商，是限制俄罗斯对该地区采取更具战略性的长期方案的另一个复杂因素。然而，俄罗斯领导层肯定会努力在极其复杂且高度动荡的中东政治格局中保有一席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