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镇化一直都是舆论关注的重要议题。2018年初，国务院批复《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2017-2035）》，明确上海建设卓越全球城市的战略定位。

经济全球化造就跨国公司，跨国公司在全球生产布局，出现大量产业内和企业内贸易，这有别于过去的国家间贸易，真正内在关系是城市与城市之间大量的经济联系。全球城市就此应运而生。

中国随着改革开放、特别是加入WTO后，主动融入全球化，这与全球城市作为经济全球化的产物高度吻合。同时，在实现中国崛起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过程中，必然需要有一些城市来充当全球城市、担任全球资源配置的角色。

事实上，这一概念从正式提出至今近三十年，被中国学者引荐到国内也已十几年，但在学术研究、政策语境、通俗传播等方面，仍存在着失衡。因此观察者网采访了上海经济学会会长、上海全球城市研究院院长周振华，厘清全球城市是什么、有什么不同、未来走向何处。】

观察者网：去年4月，您做了一场关于上海与全球城市的演讲，邀请了“全球城市”的提出者、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社会学系终身教授萨斯基娅·萨森女士。您是萨森女士《全球城市》一书的中文版译者，早在2005年引进出版，所以首先请教周老师，您最早是如何接触并开始研究“全球城市”，并基于什么想法在国内提出？

周振华：大概上世纪90年代末，我们就开始研究城市问题。当时上海社科院组织了几次国际研讨会，其中一次把萨森教授请来了，因为她最早提出了全球城市这个概念。讨论过程中，我感觉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城市研究有了新的特定含义，有些城市顺应经济全球化要求，逐步具备全球资源配置功能，当时就对这个问题产生兴趣。

从上海城市发展历史来看，曾经是远东经济中心、商贸中心、金融中心，改革开放后又从工商城市转向经济中心城市，在迈向21世纪的过程中，又提出进入新世纪上海要建设“四个中心” 和现代化国际大都市。既然上海未来是这样的发展轨迹和趋势，那么与全球城市非常贴切，上海更进一步的发展，就要往全球城市这个方向走。（观察者网注：“四个中心”，即国际经济中心、国际金融中心、国际航运中心、国际贸易中心。）

图片来自解放日报

切入点是，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特别是加入WTO，中国主动融入经济全球化，这和全球城市作为经济全球化的产物是高度吻合的。同时，这也是实现中国崛起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一条必由之路。因为在中国崛起的过程中，肯定要有一些城市来充当全球城市、担任全球资源配置的角色。也就是说，它一方面是经济全球化的趋势下的产物，另一方面这是上海在中国崛起过程中必须扮演的战略角色。

有了这个意识后，就开始着手研究全球城市，并将萨森的《全球城市》翻译成中文，我们现在还在翻译她的另一本专著《世界经济中的城市》，里面提到了全球城市出现的新变化。翻译时也更加觉得全球城市特别适合上海未来的发展定位。

不过，在研究过程中也发现了一些问题。因为目前全球城市研究还是以西方学者为主，第一，他们大多以西方发达国家的一些城市为蓝本进行分析；第二，他们描述的全球城市，或者说关于全球城市的理论化工作基本上是对一些已经成为全球城市的案例进行特征描述、内部结构分析、全球连通特点等，但对我们而言，这个理论的支撑性好像就不太够。因为中国是发展中国家，上海是正在兴起、未来朝着这个方向发展的城市，但还不是一个完全成熟的全球城市。

所以需要把这一理论与中国实际情况相结合。全球城市形成的路径肯定存在着差异，因为面临的背景不同。同样是经济全球化，西方全球城市是在早期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崛起的，而我们现在正处于经济全球化的深化进程中。此外，全球城市所在国的情况也不一样，就中国来看，不管是经济发展阶段还是区域发展大格局，和西方国家不太一样。所以，发展中国家的全球城市，可能是一种什么样的发展模式和发展路径，都促使我深入思考。

2007年，我出版了《崛起中的全球城市》，专门讲述中国模式下全球城市崛起的路径依赖有何特殊性，也让我对上海未来迈向全球城市的定位更加清晰。特别是2012年以后，从战略研究角度出发，上海提出到2020年基本建成四个中心和现代化国际大都市，那到2050年呢？未来30年上海怎么发展怎么定位，这是当时就已经考虑的一个问题。

正好我那时在上海市政府发展研究中心工作，就给领导提建议，应该开展面向未来30年上海发展战略研究。市领导觉得这个问题确实很重要，关系到上海今后发展目标和路径，于是就在全市展开一场讨论。

在讨论过程中，有一点是我事先没有想到的，很多人、特别是学者，对全球城市没有太大排斥，认为上海未来发展和全球城市目标定位比较符合，并提了一些不同的观点和意见。中国崛起，总要有几个城市来充当这个角色，比较分析后发现上海应该是既有历史底蕴也有现实基础。

首先国际化大都市的现实基础比较好，其次从上世纪初以来到改革开放，一直处在开放前沿，也更有条件来充当这一战略角色。最后，上海市在制定2017-2035年城市总体规划中，把“建设卓越的全球城市”这个目标写了进去，报国务院批准。

但另一方面的问题是，尽管学者、学界对全球城市的认识比较清楚，但政界、企业界及一般公众，可能就心存疑虑：全球城市与一直在说的“国际大都市”到底有什么区别。我们在研究上海迈向21世纪要建设四个中心和国际化大都市时，眼光已经面向全球、面向未来，但那时我们国家刚刚大规模融入经济全球化，所以当时考虑上海的定位更多是着重城市的集散功能，不管是贸易中心、金融中心还是航运中心，着眼点都是如何使上海这个城市有更大的集聚和扩散功能，更注重各种要素的流通。

但全球城市的特质是全球资源配置功能，不仅仅是枢纽的概念；全球资源配置除了要成为枢纽通道以外，还要有相应的资源配置能力而不只是资源要素的集散。相较于城市集聚，其扩散是不对称的，大量东西进来后就在上海沉淀下来，或者转化为投资、财富，真正流出或对周边有溢出效应的非常少，这与全球资源配置所要求的要素大规模流入流出不相符。

全球城市强调全球资源配置功能，首先要具备“四梁八柱”，即要有大量全球功能性的机构/企业，比如跨国公司的地区总部，全球服务公司，国际投资机构，研发中心等。这些机构不是为上海服务的，也不只是做上海、长三角或中国业务，而是全球业务。

第二，需要能开展全球业务的大平台。除了流通平台，像港口、机场、公路、铁路等交通设施，还要有各种资源配置的平台，如资金配置平台，就是金融市场，再如人才配置平台，进行知识信息的交流配置。否则，全球功能性机构，不会在这里集聚，因为没法开展全球业务。

第三，要有大规模流量，人流、物流、商流、信息流、资金流等在这里大进大出。不过，需要注意的是，这不是黑洞，吸进去就沉淀下来，而是有进有出。在大进大出的流动过程中进行配置，而且也不是在上海这个地点进行配置，很多情况下是离岸配置：在这里接了订单，生产制造交给其他地方，生产出来的产品也不用再回来，而是直接运到其他国家或使用者手里。这种形式的全球配置并非要求最终配置终点必须到上海，但是配置机构、配置交易契约都是在这里发出。

第四，充满创新创业的活力，想要进行全球业务，没有创新创业，没有新模式，没有新鲜血液，那配置效率肯定很低。

第五，要实行全球村标准，按照国际通行观点乃至更高的标准和要求，还有开展全球业务的语境。虽然我们讲中国特色，但讲特色的同时也要能够和别人对话、做生意，所以要有全球商业的语境和语言环境。

上述提到的全球城市所需的要件，和过去所讲的国际化大都市的含义不太一样。国际大都市的概念在很早以前、甚至工业革命前就已经出现，比如大航海时代就有一些城市成为商业和贸易集聚地，但它不是经济全球化的产物。

传统上讲国际贸易，指的是国与国之间的贸易关系。但经济全球化出现了一个重大变化，是跨国公司。跨国公司在全球生产布局后，就出现很多产业内贸易和企业内贸易，这己不是传统的国家与国家间的贸易问题，就好像现在中美贸易战变成两个国家之间的贸易摩擦，但其实很多是美国公司或其他国家跨国公司的某一个生产环节从中国出口到其它地方或中间产品进口到中国，这是内部产业链上的贸易行为，并不是真正的国家与国家的贸易。

这就出现了新情况：当以国家与国家之间的贸易为主时，国家主权就非常突出重要，它的主体是国家，空间是一个国家的疆土。但是，跨国公司的产业内贸易和企业内贸易，其主体不是国家而是跨国公司，空间载体也不是一个国家的疆土，而是具体的城市；它的地区总部机构设在一个个城市里面，真正发生的内在关系是城市与城市之间大量的经济联系。

这样一来，城市的功能地位便越来越凸显，因为跨国公司越强，城市的功能地位越大。而且跨国公司总部一定是集聚在少数城市，总部具有控制、指挥、命令、管理、协调等重要功能，因为价值链的最高两端都集中在总部。这些城市就和一般城市区别开来了，也就是具备全球资源配置功能。

跟随制造业跨国公司走向世界的是大型服务业，特别是生产者服务业。而且生产者服务业的全球布局比制造业产业链的全球布局还要广泛，还要更明显地集聚在城市。工厂不一定设在城市，可以在郊区或小城市，但服务业的机构设置一定是在大城市，会计事务所、律师事务所、咨询公司、广告公司都是如此，所以服务业又配合制造业形成更广泛的城市联系，同时也是高度集聚在主要城市。

生产者服务业对产业价值链有协调管理作用，制造业跨国公司将一些服务外包给它们，比如财务管理、人力资源培训、市场调查、产品推销等，所以两者结合起来并集聚在城市中，就使得这个城市具有全球资源配置的特殊功能。相较于过去我们讲得国际大都市，这是一个更新的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