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8月底以来，北京大学教授张维迎在数个论坛发表演讲，炮轰产业政策，林毅夫教授发文反驳，两人围绕产业政策的存废展开的论战持续多个回合，引发学界、政府和企业界的广泛关注。

在媒体的构设及炒作下，争论演变成“批产业政策”一边倒的舆论态势。但普通网民中却反映出，多数反对张维迎代表的全面市场化、私有化倾向。这个被媒体放大的争论，带有明显的“借题发挥”意味，反映出新自由主义思潮仍波涛暗涌，其“学术批评”所指，其实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理念和中国道路。

学术界多回合论战

隔空论战

2016年8月25日，张维迎在2016年亚布力中国企业家论坛年夏季高峰会上发表演讲，主张政府不要给任何行业、企业特殊政策，随后他又在多个论坛上发表类似观点。张维迎在演讲中表示，由于人类的认知能力有局限和激励机制的扭曲，新技术创新和新产业的产生无法预测，勉强上马的产业政策注定走向失败。

他表示，不能依靠官员来制定产业政策，当产业政策出现失败后，为了掩盖政策的失败，政府更像是一场豪赌，将给项目更多的投资，发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从“无知”走向“无耻”，投入更大的资源掩盖前一政策的错误。张维迎的结论是，产业政策只会阻碍创新，对中国企业来说，他们需要的是自由公平的法制环境，而不是什么产业政策的支持。随后张维迎在多个论坛发表类似的观点，称产业政策是“穿着马甲的计划经济”。

9月13日，林毅夫发表文章《经济发展有产业政策才能成功》，反驳张维迎的观点，林毅夫的文章观点鲜明，针锋相对。他指出，至今还没有看见一个成功追赶的发展中国家，或者持续发展的发达国家，不用产业政策的。林毅夫认为，不能因为部分产业政策失败就反对一切产业政策，要研究产业政策成功和失败的机理，提高成功的几率；他认为，产业政策能够帮助企业家解决自身难以克服的外部性问题；国家在资源有限的条件下，有必要集中部分资源，优先支持对经济持续增长做出最大贡献的产业；林毅夫强调，国家的经济发展需要“有效的市场”和“有为的政府”的共同作用，二者并不矛盾。

争论进入第二个回合，两人进一步就产业政策的作用分别发出四点批评与回应。

9月17日，张维迎很快进行反击，发表文章《林毅夫的四点错误》，直陈林毅夫在产业政策上的错误认识：1.中国经济长时间快速增长应归因于市场化改革，而不是产业政策，中国改革开放之前发展不好是因为缺少自由；2.发挥比较优势与强调政府作用存在矛盾，市场才是发挥比较优势的最有效制度；3. 技术创新和技术进步的来源是企业家精神，这与产业政策存在矛盾；4.计划经济导致的赶超战略，必然会打压企业家精神和个人权利。

针对张维迎提出的一些根本性问题，林毅夫又发表《对张维迎有关评论的回应》一文，逐一反驳张维迎所指的四个错误。

1.“中国落后是因为没有自由”这个解释没有抓到中国现代经济出现翻天覆地变化的根本原因，包括基础科学的革命和产权制度的建立；

2. 比较优势有静态和动态之分，在发挥动态比较优势时，将会面临很多外部性问题和协调问题，及其诸多变化，不是单独企业所能应付的，必须政府协调不同的企业来进行，政府的作用很关键；

3.企业家精神与产业政策不存在矛盾，企业家的创新主要在产品层面，或者技术运用方面，这些创新是建立在基础科研和公用技术的突破之上，这大多是依赖于政府的产业政策支持。即使美国今天也是这样，政府要有对哪些产业支持，哪些不支持的战略性选择，这就是产业政策的作用。我们要看到，成功的国家都有产业政策，没有产业政策的国家基本没有成功的。我们要避免产业政策的失败，也要避免没有产业政策的失败；

4.国家发展战略侵犯个人自由吗？在结构变迁时政府发挥作用的方式只要是对的，能给予个人更大的自由，如果政府不因势利导解决问题，企业家精神也发挥不出来。

9月22日，张维迎再次发文《人类认知局限和激励机制扭曲无人能解决》，提出阻碍创新有三方面因素：第一是政策监管；第二是反垄断法；第三是产业政策。

他说，既得利益者通常保护利益的办法就是呼吁政府监管，政府名义上是保护消费者的利益，维持市场秩序，本质是保护既得利益，大量监管措施都是在扼杀阻碍创新，产业政策注定是要失败的。所以政府不要实行产业政策。产业政策一定会导致寻租行为，套利地创新更有利可图，产业政策会误导企业家的投资选择；产业政策特别容易误导不公平竞争，得到政府支持的企业处于优势地位。他称“自由、私有产权和法治”才是发挥企业家精神的最基本制度条件。

10月17日，林毅夫在《求是》刊文《照搬西方主流经济理论是行不通的》，他说，中国经济发展之所以能成功取得举世瞩目的成绩，在于中国从实际出发，找到一条把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市场经济结合起来的道路。他认为，在深化改革中，中国不断在理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实现了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有机关系。

他指出，理论的适用性取决于条件的适用性，实践证明，根据西方主流理论指导转型和发展的国家并不成功，而少数成功国家的转型和发展道路却违背了西方主流的经济理论，将其搬到发展中国家，常有“淮南为橘，淮北为枳”的缺憾。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在发展中国家的推广蔓延，并没有给发展中国家带来经济繁荣，反而弊端不断暴露，消极影响日益凸显，给众多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造成严重危害。

林毅夫还说，产业的发展与转型需要相适应的制度安排，必须和产业发展的结构、规模和风险相适应，才有可能发挥比较优势，从而形成国家竞争优势。他说：“中国道路的成功秘诀，就在于打破新自由主义所谓自由化、私有化、市场化的神话，在坚持发挥中国共产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基础上，妥善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

10月31日，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院长田国强教授和林毅夫在微信群辩论了四小时，讨论的重点从产业政策深入至什么是政府作用的定位，火药味儿十足，田国强大批林毅夫走极端，批评林毅夫主张的“有为政府”。记者问田国强，他们争论的核心是什么？田国强明确表示，当前，国内学术界关于产业政策的争论与上述问题息息相关，其背后也正是政府的角色和定位的关键性问题，他说，这就是我们争论的核心问题。

11月2日，田国强就此争论发文《有限政府，有为政府？——与林毅夫、王勇商榷》，主张“一个有效的市场的必要条件是有限政府而不是有为政府”。

“有为政府”是林毅夫教授所创导的新结构经济学中一个重要的概念，也是经济发展中的核心因素，林毅夫及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王勇对此概念进行了大量陈述。田国强在与他们的商榷中认为“有为政府”定义不清，将会产生误导。他认为，在中国，政府的作用目标定义为“有限政府”更准确。他说，“有为政府”和“有限政府”的取向和定位只是一字之差，却是天壤之别，甚至是本质差别。

11月6日，林毅夫发表回应文章《论有为政府和有限政府——答田国强教授》，文章对“有为政府”进行了解释，并对田国强提出的“有限政府”进行了批驳，强调政府在调节市场失灵和经济发展、结构转型中的重要作用。

这场争论的内容已经从要不要产业政策深入到要不要限制政府的作用。

现场交锋

10月初，在历经数月隔空喊话后，一些媒体开始进行精心策划，并且放出风声，11月9日，张维迎和林毅夫要在北京大学进行公开辩论，数家媒体将进行直播，并将此场辩论称之为“世纪辩论”。

11月9日，林毅夫、张维迎在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展开了3个小时的公开辩论。这场辩论引起学界、产业界、政府等广泛关注，双方在激辩中争论的内容包括产业政策的废存及更广泛的有关中国改革发展路径问题，而在产业政策争议的背后，涉及更深的是政府和市场的关系问题。现场直接交锋的“火药味”弥漫于辩论现场。

林毅夫重申了产业政策在国家发展中的作用，以及追赶发达国家必须要有产业政策的现实意义。张维迎在与林毅夫辩论中表明他为什么反对产业政策，他在演讲中说，林毅夫把他归类于新自由主义，他自己并不否认，他称自己信奉的是哈耶克范式。

会后张维迎发文《我为什么反对产业政策？——与林毅夫辩》， 11月12日，林毅夫也发表《产业政策与国家发展——新结构经济学的视角》，对张维迎做出进一步回应。

辩论双方主要论点及分析：

一、林毅夫的中心论题始终围绕产业政策在国家发展中的作用：

（1）近代经济史说明，后来者追赶先进工业国时“都使用了产业政策”例如19世纪美德法、20世纪日韩；在“研究这些成功国家经济体当中，没有看到没有用产业政策来支持他们新产业发展的”。

（2）二战以来成功发展的少数经济体，其共同特点都包括“有效的市场、有为的政府”；当代经济发展，是一个结构不断变迁的过程，“必须在现有的产业上面技术不断创新”。发达国家之所以能够继续领先，是因为“政府在支配这些研发（资金），影响他们产业发展的方向”。

（3）“不能说因为产业政策有很多失败，我们就不要产业政策了”；“只是强调市场建设的那些政策建议是不充分的”。

林毅夫并不是否定市场，而是主张发挥政策作用引导市场经济，实现产业升级。他上述关于产业政策的意见，是基于自身多年任职世界银行的经历，纵观各国经济发展实际，在研究和比较国际上多个学派意见的基础上形成的，这无疑是很值得重视的意见。　

二，张维迎的论述特点：

（1）避开林毅夫的经济史论据，强调双方争论的是“有关市场理论的两个不同范式的分歧”；讨论限于新古典经济学和米塞斯关于“市场失灵”概念的差异，称“所谓市场失灵，其实是市场理论的失灵”；

（2）重申技术创新的来源是企业家，而“产业政策只会阻碍创新，误导企业家”，他引瓦特、本茨、莱特兄弟、爱迪生等例为据；

（3）引用西方某学派“日本产业政策总体失败”之论，否定林毅夫建立在多个案例研究基础上的判断；并称改革以来将产业政策代替了计划指标，是“穿着马甲的计划经济”。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产业政策失败的例子比比皆是，成功的例子凤毛麟角。他认为，中国经济持续存在的结构失调，产能过剩，哪一个不是政府产业政策主导的结果。但他对中外各种科技和产业政策的成功案例则未提及。

（4）直接提出废除产业政策。他称，产业政策是集中化决策，意味着将社会资源集中投入到政府选择的目标，这是一种豪赌！成功的可能性很小，失败的代价巨大。他说，中国企业家需要的是自由和公平竞争的法制环境，而不是产业政策的扶植，所以我主张废除产业政策。

（5）批驳林毅夫对中国成功经验的总结。他说，林毅夫认为中国过去30年的经济成功是“比较优势战略”的结果是与事实不符的，他认为这是经济自由市场化、民营化和国际化过程中，企业家自发行动的结果，与政府的发展战略无关。因而，他主张“无为的政府，自由的市场”。

偏见比无知离真理更远。张维迎以上观点，无法驳倒林毅夫以大量国际经验为依据的论点，因为面对复杂的经济现实，结论越极端就越难成立，其举例失之片面，多不恰当。　

其实，一些“挺张”言论的字里行间，对张彻底“否认市场失灵、否定政府作用”的偏执观点是有所保留的。但一些经济学家和主流媒体受新自由主义观念及流行思维的影响，使张维迎的极端和武断，能够博得一些媒体的追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