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我们纪念抗战胜利，不是为了渲染民族仇恨，而是“前事不忘，后事之师”，纪念过去的战争，是为了将来的和平。而这种和平，不仅仅取决于人类正义与丑恶力量的对比，还取决于一套公道、正义的国际秩序、法治与机制。尽管牛津大学中国现代历史教授、中国研究中心主任拉纳·米特在其《中国，被遗忘的盟友》一书中指出，70年前中华民族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付出的巨大牺牲与做出的卓绝贡献，并没有得到西方世界的充分认可，也没有转化为战后中国在亚太地区的政治资本；但无论如何，这段历史已经永远铭刻青史，中国对反法西斯战争的贡献也清晰可鉴。然而，这并不是中国反法西斯贡献的全部，二战前后，我们为实现人类永葆和平的理想，为建立一套公道、正义的国际秩序、法治与机制所作出的努力与贡献，无论在西方还是在国内，都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

牛津大学中国现代历史教授、中国研究中心主任拉纳·米特所著《中国，被遗忘的盟友》

长期以来，国际社会在强调中国抗日战争的贡献时，主要强调中国战场拖住了侵华日军，牵制了日本的军事力量，这使得中国战场好像居于欧洲战场和太平洋战场的附属地位，中国抗日战争的国际贡献也因此而难以凸显。实际上，中国战场虽然与欧洲和太平洋战场高度相关，但仍然是一个相对独立的战场；中国抗日战争除了具有捍卫本民族尊严与独立的意义之外，它对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以及国际法治与人道文明的贡献，同样值得做出更细致地梳理。

重塑秩序：从联合国家宣言到联合国宪章

实际上，从1840年中英鸦片战争失败以来，中国在近代国际秩序中就处于不断被边缘化的境遇。政府无能、国家孱弱、经济凋敝、社会失序，在国际社会中，一直处于被欺侮、被压迫、被侵略、被掠夺的地位。而且，中国的悲惨故事也从未引起西方主流社会的关注和兴趣，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十余年间，中国基本上是孤军奋战，以一己之力抵抗日本侵略者的残暴与肆虐，付出了巨大的血泪牺牲。但中华民族不气馁、不放弃的坚韧与永不屈服的精神，不仅给了身处法西斯肆虐之中的全世界人民以鼓舞和信心，也让西方国家看到了中国在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实力与潜力，以及与中国结成反法西斯联盟的意义与价值。

早在1941年6月12日，英联邦国家就与其他一些欧洲国家在伦敦签署同盟国宣言；6月22日苏德战争爆发，第二次世界大战范围进一步扩大，美英迫切需要进一步协调反法西斯战争，两国首脑于8月在大西洋北部纽芬兰的阿金夏海湾的奥古斯塔号军舰上举行大西洋会议，13日签署《大西洋宪章》，并于次日公布。9月，在伦敦召开了讨论大西洋宪章的同盟国会议，主要是一些欧洲国家参与，《大西洋宪章》成为这些国家抗击法西斯的纲领。9月24日，苏联宣布接受大西洋宪章的基本原则。9月29日—10月1日，美英苏在莫斯科举行三国会议，讨论美英向苏联提供武器装备和战略物资分配问题。然而，在这些协调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国际议程中，没有中国的参与，也没有人关注中国。

但1941年12月7日，“珍珠港事变”及太平洋战争的爆发，引发了国际形势巨变。美国正式参战，法西斯不断扩大侵略战争，促进了世界反法西斯联盟的最后形成。1942年1月1日，包括美英苏中在内的26国代表在华盛顿签署并发表了《联合国家宣言》，宣布接受和同意大西洋宪章所载宗旨和原则作为参战的共同纲领。但这个宣言的签署却有所不同，根据罗斯福的设想，1月1日先由美英苏中四国签字，这四国成为“四警察”，负有维持战后世界格局的责任；1月2日，再由其他22国按照字母顺序签字。这是中国第一次参与重要国际议程，并在其中占有重要地位和发挥重要作用。此后，1943年11月22日—26日的开罗会议及随后于12月1日发表的《开罗宣言》，以及1945年7月26日发表的《中美英三国促令日本投降之波茨坦公告》，都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中国意志和利益。

而其中最值得称道的是联合国的成立及中国在其中的贡献。1943年10月30日，中美英苏四国在莫斯科发表《普遍安全宣言》，声明有必要建立一个普遍性的国际组织，以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1944年8月-10月，苏美英三国和中英美三国代表先后在华盛顿的敦巴顿橡树园举行会议，提出了组织联合国的方案，并拟定出《联合国宪章》的基本轮廓。1945年4月25日，包括中国在内的50余国代表开始在旧金山举行“联合国国际组织会议”，从4月到6月，历时两个月，50多个国家对《联合国宪章》进行了充分讨论，并于6月25日一致通过了《联合国宪章》，10月24日正式生效。中国不仅是联合国创始会员国，还是安理会常任理事国。

恢复正义：从纽伦堡审判到东京大审判

二战临近结束，如何处置在法西斯战争中犯有罪行的“轴心国”军政人员，国际社会进行了热烈的争论。在许多国家主张以牙还牙，甚至主张活埋、虐杀的情况下，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罗伯特·杰克逊坚持必须举行一次公开、公平、公正的审判，他尖锐地指出：如果你们认为在战胜者未经审判的情况下可以任意处死一个人的话，那么，法庭和审判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人们将对法律丧失信仰和尊重，因为法庭建立的目的原本就是要让人服罪。这位雄辩的法官最终胜利了，历史上第一个国际法庭也随之诞生。中国实际上支持了这种观念，《波茨坦公告》第10条规定，对于战罪人犯，包括虐待吾人俘虏在内，将处以法律之裁判。

1945年10月18日，国际军事法庭第一次审判在柏林举行，自1945年11月20日移至德国纽伦堡城。经过216次开庭，于1946年10月1日结束。在这场审判中的被告共计22名，均为纳粹德国的军政首领。另外包括德国内阁在内的6个组织也被调查和判决，其中3个判决为犯罪组织，另外3个则无罪。

1946年1月19日，远东最高盟国统帅部根据同盟国授权，公布《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宪章》，宣布成立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在东京审判日本战犯（又称东京审判）。根据该宪章，由中国、苏联、美国、英国、法国、荷兰、印度、加拿大、新西兰、菲律宾和澳大利亚11国代表组成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于1946年4月-1948年11月对日本主要战犯进行了东京审判。审判于1946年5月3日开始进行，1948年11月12日结束，历时两年半。这次审判共开庭818次，出庭证人达419名，书面证人779名，受理证据在4300件以上，判决书长达1231页。虽然审判活动受到美国的非法干预，许多日本战犯未得到应有的惩罚，但东京审判的判决书仍然对日本帝国主义策划、准备和发动对中国和亚洲、太平洋战争的罪行进行了揭露，并宣判25名被告有罪。195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军事法庭举行了对在押日本战犯的沈阳审判和太原审判。

对战法的审判从法律上再次宣布和确认日本发动的对华战争的侵略战争和法西斯战争的性质。1951年9月8日，日本在与美国等48个国家签订的媾和条约第11条明确承认：“日本接受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与其他在日本境内或境外之盟国战罪法庭之判决。”通过审判而不是以暴制暴，是人类恢复正义的一次重要努力，也是正义的进步。

国际法治：从弱肉强食到不以武力相威胁

在人类历史上，尽管中国古代曾经存在规制邦国关系及规制战争的礼制，但人类一直没有找到处理国与国关系和制约战争中无节制暴力运用的良方。尤其是西方历史上的宗教、种族战争，杀人盈城，屠杀灭族，史不绝书。威斯特伐利亚条约之后，西方开始构建民族国家，逐渐以主权来作为处理国际关系的重要工具，但仍然不能解决战争及战争中的暴力滥用问题。两次世界大战，除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外，便主要是西方帝国主义国家内部争夺霸权的战争。

西方世界挑起和发动的两次世界大战，给人类带来了有史以来最深重的战争灾难。一战之后，西方曾经试图探索构建国际组织来促进国际联合，但在殖民争霸的大背景下，“国联”很快归于失败。二战给人类造成了更深重的灾难，也促进了人们思考。二战后，国际法治最大的变化就是联合国的成立及《联合国宪章》的签署。正如人们所公认的，《联合国宪章》开宗明义，要避免人类再遭受惨不忍睹之战祸，确立以“主权平等”为核心的国际法基本原则体系，反映了世界各国人民求独立、求平等、求和平的强烈愿望与国际关系发展规律，对战后世界和平的实现有其不可磨灭的历史功勋，在今后相当长时间内亦有其不可动摇的法律价值。

而实际上，在整个二战之中，不仅有战场上血肉模糊的歼灭战，也有战场背后谈判桌上政治家和法学家们的努力，从《联合国家宣言》、《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一直到《联合国宪章》，都有中国人的努力与贡献。二战一结束，又是中国明确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与“三个世界”划分理论，这都是对国际法治、国际秩序及国际和平的贡献。

人权文明：从以德报怨到《世界人权宣言》　

二战中，中国不仅表现出了勇敢、坚韧和牺牲，更表现出了宽容、慈悲和人道。这个贡献，主要体现在战后对日侨的人道遣返，以及对世界人权宣言的起草和制定过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