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经济萎靡叠加政治不确定性上升的大背景下，贸易保护主义的次优均衡成为了多数国家更多考虑的选择。加入WTO之后，中国代替日本、台湾等亚太经济体成为工业品外包生产重地，这是美国对中国逆差扩大的主要原因，也是美国将中国列为贸易保护重要靶向的理由。

从总统行政权限、中国贸易可替代性、全球经济复苏前景三个方面看，中美全面贸易战可能性不大。具体来看，将中国列为汇率操纵国，实施双反调查和加大对中国投资审查是直接针对中国的贸易战措施。征收边境税和修改原产地规则这两项措施是典型的贸易保护主义行为，但对中国的影响相对间接。

特朗普的行业贸易战有三个目标：减少贸易逆差、增加本国就业、提升本国产业竞争力，其策略选择或根据目标有所不同。针对减少贸易逆差的目标，综合考虑有效性和影响力两个方面，我们认为特朗普可以有“鹰式贸易战”和“鸽式贸易战”两种打法，但只有在较强反华情绪的驱动下才会选择“鹰式贸易战”。

针对增加本国就业的目标，贸易保护所挤压的进口份额很有可能落到可以直接拉动过剩产能的行业中来，产能利用率呈现下降趋势的行业可能是“贸易战”直接针对的对象。针对提升本国产业竞争力的目标，选择与中国行业出口竞争较为激烈的行业作为贸易战的靶子也是一个有效的策略。

从短期两国博弈的角度，中国对美国贸易战的反击策略有“警告式反击”和“对抗式反击”。如果美国采取“鸽式贸易战”，中国可以优先考虑“警告式反击”策略，而如果美国打响了“鹰式贸易战”，中国选择“对抗式反击”也未尝不可。

一旦中美行业贸易战开启，与中国产业结构类似、具有较强替代性的东南亚国家将是潜在受益者，行业转移的速度也将不可避免的加快。为了应对产业链重构，从长远来看，中国应积极调整对外政策，通过开辟海外市场、加快服务业贸易自由化以及牵头推进区域经贸合作关系等战略来保持自身在国际贸易和亚太地区的主导地位。

一、中美贸易举世瞩目

自加入WTO后，中国逐渐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火车头和国际贸易的助推器。2015年，中国首次超过加拿大，成为美国最大的贸易合作伙伴。从总量上看，中国的对外贸易已经进入一个拐点，其增速和占中国经济的比重都在下降，但在全球贸易市场中的份额仍然在上升。从结构上看，伴随产业升级，中国从初级工业品的主要代工国开始逐步成为部分重要电子产品与高端工业品的组装者，以及大量工业设备的提供商。

近年来，全球经济呈现长期性停滞格局，逆全球化导致国际贸易不振。世界贸易的增速已经连续5年低于全球经济增速，陷入自上世纪 80 年代以来最长的贸易低迷。作为全球经济增长最重要的引擎，中美两个大国之间的贸易走向影响着全球经济的复苏。但在全球经济萎靡叠加政治不确定性上升的大背景下，似乎贸易保护主义的次优均衡成为了多数国家更多考虑的选择。2016年，全球反倾销发起案例数达到了290例，创下了2003年以来之最。其中，美国是最大的起诉者，而中国则是被诉最多的国家。

今年1月20日，美国新任总统特朗普就职。贸易保护是特朗普对外经济政策的主要议题，他自竞选开始就表现出“以国内为主”的强硬立场，将美国贸易赤字、制造业外流、失业等问题归咎于中国加入WTO和汇率操纵，以争取蓝领工人支持。从美国对华实施反倾销调查的行业来看，金属制品、化学品及其制品等领域是关注的焦点，这也表明在具有较高工业附加值的主要工业领域，特朗普不会轻易拱手让给正谋求抬升价值链的中国制造。

1.1 美国对中国商品贸易逆差激增

当前，中国是美国第一大进口来源国、第三大出口目的国（仅次于加拿大和墨西哥）和最大的贸易逆差来源国。而对中国而言，美国是第一大出口目的国和第六大进口来源国。但中美在经贸相互依赖度增强之外，也存在着明显的不平衡，其中最为明显的就是美国对中国商品贸易逆差达3470亿美元，占美国商品贸易逆差总量的47.3%。

2001年，美国对中国商品贸易逆差仅占其商品贸易逆差总量的20.2%，可见中国加入WTO之后逐渐代替日本、台湾等亚太经济体成为工业品外包生产重地是美国对中国逆差扩大的主要原因。从各国占美国贸易逆差的情况来看，上世纪80年代末期，中国占美国贸易逆差的比重超过台湾，并逐渐逼近日本，最终于世纪之交成为美国贸易逆差的最大来源国。在此期间，其他国家占美国贸易逆差的比重变化不大，墨西哥有所上升，而加拿大、香港相对下降（图1）。

从中美各自的进出口产品构成上看，中美商品间存在较强的贸易互补性。中国出口的商品主要是附加值相对较低的中间品和产成品，如中低端机电、纺织品、贱金属及其制品等，而进口的大多是资源品和附加值较高的产成品，如高端设备、化工制品、矿产品等。而美国的出口则以高价值的产成品为主，进口的主要是低附加值商品。从中美两国之间的商品贸易来看，美国对华出口主要包括运输设备、农产品、汽车、机械设备和高端仪器、零件等，而从中国进口的主要是电子产品、办公用品、服装、家具家电等中低端消费品和日常用品。总体来看，中美两国生产的商品之间直接的竞争领域并不多。

图1 美国主要逆差来源经济体占其贸易逆差比重 来源：CEIC和PRIME

1.2 中美经济之争波及全球

中国的出口结构在过去30多年发生了根本变化，出口工业品中资源密集型和劳动密集型产品相对下降，而技术密集型产品的比重有所上升，这些结构升级源自全球产业链的重构，并形成了对其他东亚经济体的替代。比如，Morrison（2017）就指出，1990年美国制造业进口的47.1%来自于环太平洋经济体（包括中国），而该比例在2015年几乎不变（为46.8%），只是其中中国的份额从3.6%增加至26.1%。[1]

将中国列为贸易保护的重要靶向不尽公平，但却有助于转移矛盾。作为全球化生产的最大受益者，跨国公司在产业链分工和制造业转移中享受到了劳动成本的降低和整体生产效率的提高，并获得了大量的实际利益。而作为产业链中的一环，中国制造的附加值其实相对较低。但另一方面，随着中低端生产岗位流入低成本国家，发达经济体中低收入阶层的工作机会减少，由此带来的失业、贫富差距增加等社会问题经民粹主义和多党政治发酵，开始成为新的不稳定因素。特别是次贷危机以来，去全球化的实践愈演愈烈，贸易保护成为了缓解国内矛盾的施政纲领，这也导致全球贸易冲突加剧，贸易增速持续低于经济增长。

一旦中、美两国发生贸易战，将波及产业链上的相关国家，并导致全球价值链重构。一方面，对中国出口的主要商品进行贸易制裁，必将影响产业链上的其他国家，主要是日、韩、台湾等东亚经济体，中间品和原材料的供应国，以及相关的跨国公司。另一方面，中国的出口受阻可能使得其他后发国家（比如印度、越南等国）更快的取代中国，成为新的“世界工厂”，而中国制造也不得不沿着全球价值链上行，对德国、瑞典、美国等传统高端制造国形成冲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