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编者按：2018年5月5日是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对马克思最好的纪念，是在他的思想传统中，继续推进他的思考。北京大学出版社近期推出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佩里·安德森（Perry Anderson）2016年访华演讲录《大国协调及其反抗者》，本文为编者之一章永乐对于该书内容的进一步思考，经略公号获得授权推送，以飧读者。

本文删节版以“大国协调：一种历史观察新视野”为题发表于《新华日报》5月11日第12版。】

章永乐、魏磊杰编：《大国协调及其反抗者：佩里·安德森访华讲演录》，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

1927年，面对大革命的失败，共产党人先后发动了南昌起义与秋收起义，但占领城市的计划受挫，红军不得不撤退到深山密林之中。这在很多人看来，与“做山大王”似乎也没有多少差异，“红旗还能打多久”的质疑之声连绵不绝。然而毛泽东却不断地鼓舞他的同志们，革命具有光明的前途。他的目光穿过井冈山的密林，投向了全球秩序。

在1928年的《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与1930年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两篇文章中，毛泽东以类似的理论逻辑，对革命队伍中的悲观乃至失败主义声音做出回应。他指出，作为半殖民地的中国有一个独特的现象：帝国主义和国内买办豪绅阶级支持着的各派新旧军阀，从民国元年以来，相互间进行着继续不断的战争。这种现象产生的原因有两种，即“地方的农业经济（不是统一的资本主义经济）和帝国主义划分势力范围的分裂剥削政策”（《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白色政权间的长期的分裂和战争，为红色政权的生存和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毛泽东的理论分析中暗含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国际秩序观察：那些在华划分势力范围与扶植代理人的帝国主义势力，相互之间存在着深刻的矛盾。可以设想，如果帝国主义列强之间的利益一致，那么他们能够以某种联合的方式来宰制中国，而他们的代理人之间也不会出现连绵不断的战争。正是“大国协调”的破裂，为井冈山的革命根据地的生存与发展壮大，准备了基本条件。

井冈山革命根据地

“大国协调”，对应的英文表述是Concert of Powers。“concert”有“协调”的意思，但人们更为熟悉的涵义是“音乐会”。如果一群大国在一起，像一个乐队一样，你打鼓，我拉琴，他吹箫，协调一致，其乐融融，这世界可不就太平了吗？但毛泽东显然不会这么看，如果帝国主义列强协调一致了，中国作为半殖民地的命运，就很难发生改变。

英国历史学家佩里·安德森会非常赞同毛泽东的这个逻辑。北大出版社新出版的《大国协调及其反抗者》，收入了佩里·安德森2016年访问北京大学发表的四场演讲、在清华大学与中国学者的圆桌讨论文字记录以及《上海书评》对其作的访谈，是目前为止汉语世界中将“大国协调”作为核心关键词的第一本理论论著。佩里·安德森对“大国协调”提出的问题是，这究竟是什么力量的协调？如果这种力量是压迫性的，那么它就可能阻碍更进步、更具有生产性的力量的生长。

“大国协调”的历史经验基础是19世纪的“欧洲协调”。所谓“欧洲协调”，其起源是各王朝国家合力打败拿破仑，于1814-15年召开的维也纳会议。维也纳会议确立了英国、俄国、普鲁士、奥地利与法国“五强共治”（Pentarchy）的局面，其直接目的就是为了防止再一次发生法国大革命，从而维护欧洲贵族的统治。

在19世纪上半叶，欧洲各国贵族相互通婚，形成一个跨国的阶级，但很少与他们所统治的民众通婚。但法国大革命却“以下犯上”，试图推翻法国贵族的统治，这就不能不引起法国贵族在其他国家的亲戚的愤慨与恐惧。“五强共治”的努力方向，就是要加强欧洲贵族大家庭内部的团结，避免相互之间的战争，当法国大革命的苗头在任何一个国家冒头的时候，各国统治者将合力进行镇压。

法国大革命

从1815年到1914年，欧洲大陆并没有发生长期的、大规模的战争，与“欧洲协调”有着分不开的关系。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让中国人也感受到了“欧洲协调”的威力。但是，在这一百年之中，协调体系却在逐渐衰变。在安德森看来，“五强共治”格局有着内在的缺陷：首先是没有把奥斯曼帝国拉进来，因此当奥斯曼帝国在19世纪迅速衰落时，欧洲列强纷纷侵蚀其欧洲旧地，并在其上不断冲突；其次，“五强共治”形成之初，海上霸主英国与陆上霸主俄国分列欧洲大陆两侧，给欧洲大陆各国留下了腾挪的空间，但随着1871年普鲁士完成德国统一，中欧崛起一个强大的国家，从而打破了原有的势力均衡。“欧洲协调”逐渐让位于列强之间的角逐与竞争，直到1914年彻底破裂。

一战之后的20世纪充满了动荡。冷战结束之后，全球化突飞猛进，因此也有人琢磨，21世纪的世界，是否也能够出现一个“大国协调”格局呢？当然，21世纪的生产关系与19世纪已经发生了很大关系，贵族作为一个社会阶级已经淡出了历史舞台。21世纪如果有大国协调，安德森推测，其基本原则有二，其一是防范全球自然环境的恶化，其二是实现全球市场的稳定。毋庸置疑，支撑这个“大国协调”的基本力量，是资本的力量，其基本原则是资本统治的原则。而最有可能加入这个“大国协调”的五个政治单位，分别是美国、中国、俄罗斯、欧盟与印度。

然而，安德森怀疑新的“五强共治”在当下的可能性。原因有二，第一是冷战之后，美国并没有像维也纳会议对待法国一样，将俄国纳入到西方秩序之中，而是对其进行了羞辱，迫使俄罗斯与西方形成对立；其次，在五强之中，美国视中国的政治社会制度为异类，而这同样会引发中国的反弹。

与此同时，安德森还讨论了另两个与“大国协调”密切相关的话题，一个是国际主义的演变历史，另一个是国际法的性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