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石油可以带来财富，却不能带来底层肌体的改变。巴列维看起来很美的“经济大跃进”把伊朗分裂成了穷人和富人两个国家。社会不满情绪在积累，世俗化改革严重削弱了宗教领袖的社会和政治地位，被认为背叛了伊斯兰传统，传播了西方腐朽堕落的文化。

1979，宗教学者霍梅尼发动“伊斯兰革命”，站出来反对国王的改革。巴列维被激怒，霍梅尼被流放国外，但其宗教精神领袖的地位没有因此改变。伊朗国内反对国王的群众运动越来越厉害，巴列维也不手软，派出军警血腥镇压，最后导致大规模冲突。军方看见革命已经箭在弦上，不再效忠国王，他只得自我流亡。霍梅尼在百万人的欢呼下返回伊朗，随即就任了伊朗历史上没有过的新职位“最高领袖”。一个资源丰富、国际环境优越的国家，终结于民粹，最终只得到一个神权国家。

埃及：纳赛尔治下的极端主义魅影

那位茉莉花运动之后上台的民选埃及总统，穆兄会出身的穆尔西，让人险些想不起他的名字。因为上任仅一年，就被骚乱群众和军方送进了监狱。穆兄会骨干纷纷被送进监狱甚至暴死。

埃及的“革命”似乎只是增加了这个国家的苦难，没有解决任何问题。太阳底下无新鲜事，这句话在有些时候是真实的。埃及精英与民粹穆兄会的对立已经绵延半个多世纪。

土耳其与伊朗，几乎同一时期的两个国家，同样是政治强人与国家机器强行推动的世俗化改革，却走向了不同的结局。如果说这两个国家的成败更多限于国内，那么埃及的现代化与伊斯兰化的冲突，以至于纳赛尔时期对穆兄会的打击，直接导致了伊斯兰极端主义鼻祖——库特布的诞生。

二战后，埃及人民掀起了民族独立运动的高潮。1952年，以纳赛尔为首的埃及自由军官组织发动革命推翻了法鲁克王朝。

1954年，纳赛尔曾在埃及亚历山大城的曼施亚广场上遭到穆兄会成员刺杀，8声枪响后屹立不倒，喊出“如果我死了，你们依然是纳赛尔”。（资料图）

此后，纳赛尔提出关于埃及建立社会主义主张，这一系列方案被称为“纳赛尔主义”。他认为，各种社会主义思潮均可简称为“富足”和“正义”四个字，即“建立一个富足和正义的社会，一个劳动和社会均等的社会，一个生产的社会和福利的社会。”纳赛尔执政的1952年~1971年间，埃及开始大规模的国有化，全面干预经济。到1964年末，所有大企业和部分中型企业都已国有化。1953~1970年，埃及进行了两次土地改革。可这些进程，都没能使得贫富悬殊和两极分化得以消减。

大刀阔斧的改革背景下，穆兄会在1954年和1965年遭受沉重打击，被宣布为非法组织，大批成员被逮捕和处决。

早在推翻法鲁克王朝之时，出于对腐败政府的憎恶，穆斯林兄弟会曾与纳赛尔站在同一阵营。但世俗化毕竟和原教旨主义相去甚远。两者日益对立，激化的结果直接导致穆兄会成员对纳赛尔的刺杀。有说法称这次不成功的刺杀也可能是纳赛尔自己策划的。

反正纳赛尔没有死，而对穆斯林兄弟会的大逮捕开始了。穆斯林兄弟会领导层人员统统被送上非法法庭。穆兄会领导人及其8名成员判处了死刑，随后又改判为无期。另外1100名穆斯林兄弟会成员也被收押入狱，还有1000人未经起诉便被投入狱中。此后，纳赛尔的世俗化道路也引起了原教旨主义发源国——沙特的敌视，他们暗中资助穆斯林兄弟会，企图政变，推翻纳赛尔。于是，纳赛尔越发加紧了对穆兄会的逮捕和镇压。

铁窗生涯使穆兄会日益地极端主义化，他们对埃及军方精英人士的看法更明确：政治腐败、缺乏信仰、本质上是非法执政。其中，赛义德·库特布，旧时教育部门的小官员，摇身一变成了穆斯林兄弟会宣传部门的一把手。他开启了一个更为激进、不妥协的伊斯兰主义理论，修编的《里程碑1964沿途》一书激励了好几代的极端主义分子。

萨义德·库特布

库特布公开表示痛恨西方，直接将美国和美国白人定义为全人类的敌人。认为作为穆斯林，应该消灭白人，也要消灭美国。他所开创的名为“塔克菲尔”理论认为，穆斯林只要背叛了真主，行了不义的事情，也属于可以消灭的对象。这一规定，将那些关押兄弟会成员的监狱看守和纳赛尔政府官员树为了敌人。他最后说道，伊斯兰的目标是在全世界建立人间天国，所有不属于伊斯兰思想的东西全部都加以消灭，为此要发动圣战。关押十年后，库特布被绞死。自此，为伊斯兰教“殉道”的库特布被推为圣徒。

库特布的信徒接过他的火炬，在激进主义上越来越远。库特布本人没有广收门徒，但塔利班，拉登都是他的忠实信徒；基地组织的精神领袖扎瓦西里，巴勒斯坦极端派别“哈马斯”的创始人亚辛等在内的各种组织掀起了一个又一个的极端运动，试图将整个阿拉伯世界带进“纯净的、传统的”伊斯兰世界。不过在库特布与拉登之间，隔着结结实实的四十年冷战。很难说塔利班就是库特布的直接种子，不如说是国际政治、经济变化的结果，是世界革命与进步衰朽的后果。

直至今日，在中东这片广袤的地带，经济繁荣、社会动荡、宗教势力回潮仍在交错上演。奥斯曼帝国、土耳其、伊朗乃至埃及，或成功或失败，仅仅是世俗化进程的蜿蜒曲线——而《查理》事件就是这条线上醒目的一点。如果现代化势所必然，那么不同民族、不同体制、不同的领导者对于国家而言是怎样的变量关系？穆斯林们又该怎样在时代的巨变中自处。

先知穆罕默德已逝，昔日振聋发聩圣训只留下历史峡谷中模糊的“回声”。伊斯兰民族只能自己寻找答案。不过，粗暴地套用世俗主义与神权主义对立的元叙事，并不能根本解释阿拉伯国家的发展问题。从苦难中挣扎崛起的中国能给他们什么样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