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悠久的文明和现代的国家融为一体、是中国区别于世界上其他国家的重要特质，也昭示了中国未来的发展道路。”

“‘文明型国家’这个概念在西方发展和流行的过程中会不会有被偷换概念的风险呢？”

“马克龙希望把欧盟也打造成一个‘文明共同体’，甚至‘文明型国家’，当然，这恐怕只能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在东方卫视8月15日播出的《这就是中国》第156期节目中，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院长张维为教授和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吴新文教授围绕“文明型国家”这一说法和概念进行了讨论。

张维为:

去年11月，芒克论坛邀请我对话，主题是“文明型国家”。今年以来，我们先后和俄罗斯、印度、巴基斯坦等国家的智库学者对话，主题也离不开“文明型国家”。

不久前，庆祝香港回归25周年，香港外国记者会邀请我演讲互动,主题是“文明型国家与民主和香港的未来”。今年五月，美国《国家利益》杂志刊文“文明型国家的魅力”，聚焦今年4月在纽约举行的主题为 “文明型国家与自由主义帝国——两者是否终将碰撞？”研讨会。文章认为一种悄然形成于中国和俄罗斯的“文明型国家”论述已开始危及西方主导的“自由主义世界”秩序。

这次会议除了有学者参加外，美国前政府多位高官也与会发言。文章这样说，“文明型国家”叙事公开蔑视西方“在世界范围内大行其道的自由主义范式”，已经在非西方世界产生了相当的影响，而且对西方世界内部的左右两翼也产生了影响。

文章提到研讨会给“文明型国家”概念的提出者张维为发了邀请，但他没有接受。其实我没有收到他们的邀请，他们可能把邮件发到我不再使用的邮箱了，否则我倒是愿意通过视频与他们分享我的看法。

总之，“文明型国家”概念已经走出学术象牙塔，正在成为对全球政治叙事和战略选择产生相当影响的某种“显学”。英国记者作家Aris Roussinos甚至模仿《共产党宣言》开篇写道：“一个幽灵正在自由主义的西方徘徊：‘文明型国家’的崛起”。

国际学术界从文明角度审视世界并非新鲜事，从斯宾格勒的《西方的没落》到汤因比的《历史研究》再到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都是文明研究的经典著作。但西方主流学者从未深入关注过古老文明与现代国家融合的可能，而我自己经过对中国现代化进程，特别是中国模式的长期研究，通过对不同文明、不同国家的广泛考察和比较，包括实地走访100多个国家，我得出一个非常慎重的结论，即中国已经通过不断探索，成为一个把数千年没有中断的古老文明与一个超大型的现代国家结合起来的国家，并在许多方面实现了对西方的超越。

我把这样的国家定名为“文明型国家”，以区别于西方学术界长期占主导地位的叫“文明-国家”话语，这个“文明-国家”话语的经典表述就是美国政治学者白鲁恂（Lucian Pye）所说的，中国是“一个‘伪装’成现代国家的古老文明”。

我上世纪80年代中期曾与白鲁恂教授有过多次接触，他一直认为，由于中国古老文明的影响，中国不可能形成包括现代政治、现代经济、现代社会在内的现代国家，当然他信奉的是“西方中心论”，笃信现代国家只能是“民族国家+西方民主政体”这种显然已经落伍的标准。

后来，我的好朋友、英国学者马丁·雅克出版了《当中国统治世界》一书，他力求把“文明-国家”的概念中性化，他认为中国作为一个没有中断的古老文明，永远不会成为另外一个西方国家，中国的崛起必将深刻影响世界格局的演变，但马丁·雅克也认为中国古老文明的种种特性可能会与现代国家的特性相冲突，而这些冲突“可能把中国拉向不同的方向”。

我是2010年正式提出“文明型国家”这个命题的，我强调中国首先是一个现代国家，但它的现代性中融入了自己悠久文明的许多传承，这使得中国在许多方面实现了对西方的超越。例如，我提出“良政还是劣政”这个范式是超越“民主还是专制”范式的，“民心”和“民意”结合是超越光是依靠“民意”的，“选拔+选举”的模式超越仅仅依靠选举的模式；自由与自律的平衡比西方的绝对自由更具有现代性，等等。

我先后出版了三本专著论述“文明型国家”，其中《中国震撼：一个“文明型国家”的崛起》销量过200万，被译成十来种文字，在国内外都产生了相当的影响。“文明型国家”英文如何表述？我首先想到的词 civilizational state,但从当时可以查到的《新英汉大辞典》《牛津百科大辞典》等大型工具书来看，英国英语中似乎还没有civilizational 这个词，只有civilized,那么学过英文的人都知道civilized 本意是“开化的”，它的对应词应该是“野蛮的、愚昧的”，这显然不是我要表达的意思。我想用的civilizational state，它的对应词应该是“民族-国家”，nation state，也就是西方所认为的“现代国家”。

资料图

例如，我认为“文明型国家”具有“四超”特点，超大型的人口规模、超广阔的疆域国土、超悠久的历史传统，超丰富的文化积淀，其中每一项都是古代与现代的结合，这是西方“民族-国家”概念难以容纳的。我认为唯有包含人口、地域、传统、文化等元素的civilizational 这个词才能更为准确地表达我的意思，而且重点必须落在现代国家上，“文明型”只是修饰词，我就这样用了。

那么civilizational state 这个英文概念提出后，敏感的英国主流媒体很快就意识到，这个概念对西方“民族-国家”话语可能是一种“降维打击”。2012年英国牛津大学举办了《中国震撼：一个“文明型国家”崛起》英文版发布会暨研讨会，英国的一个主流刊物《观察家》杂志随即发文挖苦调侃这个概念，文章的标题是“一个使西方文明化的使命”，副标题是“世界最悠久的文明准备开始给西方国家上课了”。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出现了两个有趣的现象：一是十多年前，西方对于“文明型国家”话语基本持调侃的态度，而今天他们的主流媒体，从《经济学人》杂志到《纽约时报》都在惊呼，“文明型国家”叙事已经扩展到越来越多的非西方国家，甚至扩展到西方国家内部。

二就是今天除了学术界，在全球主流政治叙事中“文明型国家”，还有“文明-国家”这两个概念几乎可以通用了。今天看来，这也是可以接受的。

随着非西方世界的崛起，特别是欧亚板块大国的崛起，俄罗斯、印度、土耳其等国家也开始称自己为“文明型国家”，尽管定义存有争议，但他们的主张中似乎都有一个共同主题，那就是他们都极为反感西方对他们内政的干涉，反感西方居高临下的说教，他们给西方传达的信息很简单：我们是独特的文明，请尊重我们，先管好你们自己。

根据英国学者Christopher Coker的考证，俄罗斯普京总统是2013年首次使用“文明型国家”概念，普京的意思非常明确：俄罗斯是一个由俄罗斯人民、俄罗斯语言、俄罗斯文化、俄罗斯东正教以及俄罗斯其他传统宗教共同形成的一个“文明型国家”。普京还这样说过，“我们必须重视我们的祖先传给我们的独特经验。几个世纪以来，俄罗斯从一开始就作为一个多民族国家发展，一个由俄罗斯人民、俄罗斯语言和俄罗斯文化为我们所有人提供的国家文明，将我们团结起来，使我们在这个千差万别的世界中免于解体”。

这种叙事的背后的理论支撑主要是俄罗斯学界的欧亚主义叙事（Eurasianism）。它强调俄罗斯的特性是横跨欧亚的独特文明，融合了西方文化和东方文化，形成了重视家庭、集体、国家，道德情感的独特文化。欧亚主义对英美自由主义理论解构得比较彻底，他们认为英美自由主义理论中的人是去人性化的个人，个人是个体，与集体，与国家，甚至与家庭都没有关系。

这种理论从个人扩展到国家也遵循同样的逻辑，只讲权利，不讲义务，直至“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只要你与我不一样，你就是异教徒，对你大开杀戒也毫无内疚感，而俄罗斯欧亚主义提倡者则认为，个人是具有人性的个人，英文叫human individual，个人与家庭、集体、国家，道德情感是联系在一起的。

最近这些年，印度总理莫迪、外长苏杰生等不少高官也开始称印度是“文明型国家”，但印度学界和媒体对这个概念的争论一直没有中断。从印度官方的表述来看，莫迪领导的印度人民党(BJP)及其在知识界的支持者，经常把印度描绘成一个以印度教为基础的文明，但这在印度内部引起巨大争议，从最近的趋势来看，莫迪政府已经开始拓展“文明型国家”概念，比如他们已经推出“佛教从印度走向世界”这种叙事。

此外，印度人还有一种凡事都要与中国比一比的心态，印度学者Koenraad Elst早在2014年就撰文指出说，印度需要一本类似《中国震撼：一个“文明型国家”崛起》的著作，来确立印度作为“文明型国家”的理论。他提到我著作中认为印度从未经历过像中国那种历史久远的政治统一和文化整合，但他说印度各个民族追求政治统一的理想，从孔雀王朝到莫卧儿帝国时期一直都存在过。他认为印度也许可以被看作是一种与中国不同的“文明型国家”，它不是依赖政治统一，而是依赖文明意义上的团结。

比较俄罗斯和印度的“文明型国家”叙事，我个人认为总体上俄罗斯的叙事似乎更加成熟，更有系统性，印度的叙事还在话语建构的初级阶段，印度国内的党派之争、宗教之争、族裔之争、语言之争、本土派、西化派之争等等，都使问题更加复杂化，但我想印度的这种努力会作为表达印度民族自豪感的工具而继续下去。

“文明型国家”话语在西方内部也产生了不小的影响。2020年法国总统马克龙在一个内部会议上，对法国驻外使节说了这么一番话：中国、俄罗斯和印度现在不仅是我们的经济对手，同时他们也是“真正的‘文明型国家’……在经济秩序中发挥着关键作用，而且还非常有力地重塑了世界秩序乃至政治思维，相比之下，他们比我们今天的欧洲人有更多的政治灵感。他们对世界采取更为逻辑的方法，他们有真正的哲学，具备我们已经失去的许多资源”，显然，马克龙希望把欧盟也打造成一个“文明共同体”，甚至“文明型国家”，当然，这恐怕只能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西方也有学者指出“文明型国家”话语不同于过去流行过的粗糙的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因此它也“吸引了世界上的各种非自由主义者”，并对西方左右两翼都产生影响：“对于那些将自由资本主义等同于西方帝国主义的左派，‘文明型国家’看起来更像是一种立足于本土文化的自我主张；而对于那些将自由主义过度自我放任和移民问题联系在一起的右派来说，‘文明型国家’似乎是对抗文化堕落、坚定捍卫传统的守护者”。

总之，“文明型国家”论述正在成为国际政治叙事中的某种“显学”，值得大家关注。我们通过大量原创性的研究，在国际上确立了中国人的“文明型国家”叙事，包括政治叙事、文化叙事、现代化模式叙事等等，向世界推出了一整套经得起全方位国际比较的中国标准，这就是我讲的，我们要让“中国学”回到中国，确立中国人自己对中国、对西方、对整个外部世界的主流叙事，把被颠倒的事情颠倒过来，让原创的“中国学”研究成果，让中国话语走向世界、引领世界！

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