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点是内涵增长。作为一个超大型国家，中国的和平发展进程实际上面临着超级繁重的任务，包括人口压力、资源压力、环境压力等等。中国通过内部改革，通过经济、社会、政治改革，不断地解放生产力，不断寻找解决各种难点和矛盾的方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某种意义上就是要探寻解决方方面面难题的中国方案。我们有很多这样的概念，比方说中国特色的工业化道路、中国特色的城市化道路、中国特色的农村现代化道路、中国特色的节约型社会、中国特色的环境友好型社会、中国特色的学习型社会等等。

实践证明，中国人相信“危”亦是“机”，相信挑战就是机遇。中国和平发展的过程就是一个不断克服各种挑战的过程。十年前的时候，数十亿人次春运返乡，当时交通是我们面临的最大难题、最大挑战。随着高铁“四纵四横”的完成，以及现在“八纵八横”的建设、世界最大高速公路网的建设，今天的春运已经变成了展示中国技术、中国管理和中国人家国情怀的一张亮丽名片。

春运中的高铁，图片来源：IC photo

中国大力推动产业升级和消费升级，使中国经济由主要依靠外需拉动，转向内需拉动。对外开放由出口和吸收外资为主，转向进口和出口、吸收外资和对外投资并重。这种内涵式的增长道路，现在看来是越走越宽广。随着中国成为世界最大的消费市场，内涵式的增长有助于我们保持定力，“有理、有力、有节”地应对各种外部风险和挑战。这是第五点。

第六点，我觉得是跨越式发展。从西方列强崛起的历史来看，新技术和工业革命的出现往往也是竞争加剧战争频发的时刻。以蒸汽机和纺织工业为代表的第一次工业革命，和以电气为代表的第二次工业革命，都加剧了西方列强之间为资源、为市场而展开的争夺乃至战争。

由于历史原因，中国错过了第一次工业革命，也错过了第二次工业革命。可以说，我们改革开放的40年，就是奋发“补课”的40年。我们大约是以每十来年完成一场工业革命的速度，一路追赶过来，实现了集四次工业革命为一体的跨越式发展。

之所以我们要强调跨越式发展，一个重要原因是像中国这么一个超大型的国家，要实现和平发展与崛起，会受到生态、环境、能源等各种条件的制约。中国不可能，也肯定不会走西方列强殖民扩张的道路。中国只能依靠创新发展，超越旧式工业化，实现新型工业化。

在这个意义上，自然条件和外部条件决定了中国的和平发展只能是创新性发展，也只能是跨越式的发展，这是一条充满艰辛的探索和奋斗之路，是人类社会从来没有尝试过的一项壮举。但中国人就是这么一路打拼，凭着自己的勤劳、智慧、勇气，甚至牺牲，最终使不可能成为可能。

第七点是安全保障。和平崛起需要安全保障，中国和平崛起的保障来自于我们强大的国防，来自于意识形态安全，来自于“总体安全观”。对于故意挑起各种争端的敌对势力，习近平总书记说过，“中国人民不信邪也不怕邪，不惹事也不怕事。任何外国不要指望我们会拿自己的核心利益做交易，不要指望我们会吞下损害我国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苦果”。我想这就是中国和平发展的底线和红线，有助于国际社会全面深刻地理解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避免对中国的意图和原则产生任何误判。

首艘国产航母，图片来源：IC photo

最后一点我要讲的是中国人的文化基因。中国人民珍爱和平，走和平发展道路，有着深厚的文化历史底蕴。在过去2000多年的历史长河中，中国在多数时间内是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发展水平远远高于同时代的西方国家。

明朝郑和下西洋的船队规模百倍于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的船队规模，而且哥伦布要比“郑和下西洋”晚八九十年，但当时的中国就没有对外扩张，更没有殖民。中国人的古训历来就是“国虽大，好战必亡”，认为靠武力对外进行侵略扩张，最终是要失败的。

中华民族历来主张和为贵，和而不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近代中国经历了长达百年的西方入侵和民族屈辱，深知强权之可恶，和平之宝贵。也正因为如此，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就一直郑重地承诺，即使发展强大起来，中国也不会称霸。

中国成功地实现了和平崛起，对世界格局的未来发展将产生深远的影响。大家可能知道二战以后，世界反殖民主义的民族独立运动风起云涌，但是西方殖民大国通过自己的软硬实力，构建起了一个庞大的“中心—外围”二元依附体系。西方国家处于中心，广大新独立的发展中国家属于外围或者外围国家，这些外围国家只能生产初级产品和原材料。

这种中心—外围的依附关系，又被一些学者称为“外围供养中心”的格局，中心掌控着外围国家的经济命脉，赚得盆满钵满，外围国家则迟迟发展不起来。但中国的和平崛起，实质性地突破了这种中心外围结构，使世界人口的1/5富裕起来了。

中国正迅速地迈向世界经济和政治舞台的中央。作为单独的一极，中国既是中心国家最大的贸易投资和技术伙伴，也是外围国家最大的贸易投资和技术伙伴。所以原来这种二元依附关系，正在变成三元互动的格局。中国是这个格局中极具主动权的一方，是影响中心与外围的关键力量，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能够推动“一带一路”走向成功的一个重要基础。

这将有利于我们推动现在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改革，有利于推动国际社会多数成员一起走和平发展之路，一起努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