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方说西方迄今为止，或多或少还垄断着对“民主”这个概念的解释权。所以今天我就和大家分享一个案例，也是我自己的一个研究，就是究竟什么是民主。

应该说民主是当今世界最具争议的话题之一。民主话题的讨论难点首先就在于如何界定民主，实际上整个世界没有真正的共识。

如果你问一个西方人，他往往不假思索就说，这不很简单吗？多党制加一人一票。但这个叫做形式民主，它与实质民主没有必然的关系：形式可能反映实质，也可能不反映实质，但形式不等于实质。所以这是我们今天讨论民主这个话题的一个逻辑的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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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如果你用中国人经常讲的“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来讨论民主，西方人也很难理解。所以面对这样的定义困境，我们有没有办法以中西方都能听得懂的语言来讨论民主呢？

实际上是有办法的，我做过尝试。2016年的时候，我到牛津大学做过一个比较中西方民主的演讲，我觉得效果还过得去。我本人包括我们中国研究院的特点，是喜欢把我们研究出的中国话语的最新成果跟强手过招，看看反馈如何，我觉得这个是真正有意义的中西方的对话。今天我想就基于我那次在牛津大学的演讲，再结合这些年一些新的发展，把我主要观点给大家做一个介绍。

我当时是这样讲的：既然现在中西双方、中西学者之间，无法就民主的定义达成共识，那么我们能不能“working definition”，用一个暂时的定义先开始讨论问题。

比方说，借用美国已故总统林肯的话：“government of the people, by the people, for the people”，“民有，民治，民享”。这里我要补充一句，林肯当时提到的“民”不包括黑人，不包括印第安人，不包括妇女，也不包括华人。美国在1882年还通过排华法案，剥夺华人的基本人权。当然，我觉得这不排斥也不妨碍我们现在暂时借用林肯的表述来讨论民主问题。

然后来看看中美在这三个方面表现如何，进行一个比较。因为美国是最喜欢向全世界推销民主的，所以要讲这个问题，就要直接把美国作为一个参照来互相进行比较。我觉得中国也到了这个时候了，确实可以跟美国来比较一下。

我们先从“民享”说起，for the people，要翻得更直白一点，就是“为人民做事情”。我觉得我们中国模式即使再不完美，也创造了一个巨大的经济奇迹。过去40年中国有7亿4千万人脱贫，中国创造了世界最大的中产阶层，大多数中国人的生活水平获得了空前的提高。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17年中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扣除价格因素，比40年前的1978年实际增加了23倍，年均增长8.5%。中国的中产阶层的规模从零到现在世界最大，根据世界银行统计，2018年是4亿人。

那么同一时间段内美国是什么情况呢？美国多数人的实际收入，40年来几乎没有增长。根据美国皮尤中心2018年发表的调查，扣除通货膨胀因素，美国普通工人的工资与1978年，也就是40年前水平相比的话，是大致持平的。然而美国中产阶级的规模缩小了很多，我们看到的数据是，中产阶级占美国成年人口的比例，从1971年的61%下降到了52%。

另外还可以看家庭净资产。中国的家庭净资产增长是非常之迅速，而美国的家庭中位净资产则下降了不少。我现在看到最新的统计，2016年美国的中位家庭净资产是97,300美元，到现在为止还没有达到2007年金融危机爆发前的水平。如果按照现在的汇率，大概1:6.75来计算的话，大概等于656,000元人民币。

我们四舍五入给美国增加一点财产，算它66万。但我相信在座的每一位，包括年轻人也可以问问你们的家长，你们的家庭净资产跟美国的中位家庭相比是什么水平。我个人觉得，至少在中国的发达板块，美国中位水平应该属于比较弱势的群体了。

新中国建国前，我们经历了上百年的战乱，导致中国“彻底地贫困”。我特别建议大家去读一读美国作家白修德（Theodore White）的书《中国的惊雷》，1946年他是驻重庆的知名记者。如果能看英文原版更好，写得非常好。你看他当时描述的中国，给人感觉就是今天非洲的刚果民主共和国：战争造成了数千万人的伤亡，整个国家哀鸿遍野，经济彻底崩溃，人均寿命才40来岁。所以我们新中国短短70年，整个国家面貌已经焕然一新。40年前怎么可能想象进行中美两国家庭净资产的比较，今天我们一点都不害怕这样的比较。

抗日战争时期的重庆与今日之重庆 图片来源：东方IC

所以难怪《经济学人》在2014年时候发表过一篇封面长文，叫做《西方民主出了什么问题？》，它引用了美国皮尤中心的民调：2013年的时候，85%的中国人对自己国家发展的方向感到满意，当时在美国这个比例是31%，英国是25%。然后它认为，西方在世界范围内推动所谓“民主化”的浪潮现在停滞了。为什么停滞了？两个原因：第一，2008年金融危机给西方制度带来了重创，他们不那么自信了；第二，中国在世界范围内迅速崛起。

顺便说一句，这篇文章也引用我的一个观点，他说复旦大学的张维为教授讲，美国的民主有太多的问题，老是选出二流的领导人——但他引用得不准确，我当时原话是“老是选出三流的领导人”。我的预测很准的。

第二点我们讲讲“民有”，of the people，翻得直白一点叫“来自于人民”。中国社会具有非常深厚的平民文化传统。据我看到的资料，中央国家机关的公务员90%来自普通家庭。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绝大多数的高级干部来自于普通家庭，即使所谓的“红二代领导人”，至少也要在各级岗位上经历过30多年乃至40多年的历练，积累了大量治国理政的经验，才可能进入中国最高决策层。

然后我们看美国，美国国会议员富翁的比例是50%左右，现在的总统特朗普本人是个超级富翁。所以美国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利茨干脆说，今天的美国，“of the one percent，by the one percent，for the one percent”，即“1%有、1%治、1%享”。中国政府的“民有”的程度显然高于绝大多数西方国家政府，特别是高于像美国这样资本力量影响过大的国家，也高于像英国这样的具有贵族传统的国家。

在2014年的时候，美国学术杂志Perspectives on Politics秋季号刊登了一个成果，是普林斯顿大学和西北大学学者进行的一项联合研究。研究得出一个结论：从1991年到2002年间，美国政府的1,800多项政策，几乎都是通过商业利益的特殊利益集团来制定的，而普通公民对这些决策的影响几乎为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