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观察者网 周远方 刘惠】

观察者网：中国今年确定的GDP增长目标是6%以上，但之前IMF对全球经济的增长增速预期比较好，中国增长8.4%，美国是增长6.5%，全球大约是6%左右，能否评论一下这样的现象？

张军：中国近年来对增长目标总体上不再那么强调，其实从2014年之后克强总理在各种场合谈论的只是一个大概的增长区间，而不是过去那样的严谨目标值数字。

去年疫情以后，GDP增长受到冲击，全年来看虽然我们保持了正的增长，但是从过去多年的增长趋势上来看，显然还是因为疫情冲击偏离了趋势性的增长率。

但好消息是，去年下半年，经济开始加速恢复。看起来这个趋势正在保持，而且由于去年基数变小，按照同比计算，2021年的增速肯定会显著超过过去若干年的平均值。考虑到去年只有2.3%，而趋势值是6.5%左右，所以要恢复到正常值，今年的增速就很可能会反弹到9%左右。

为什么这是可能的？其实一个经济一旦形成一个强劲的增长趋势以后，就有增长的惯性，虽然也会受到各种不确定性的干扰，比如一些主要贸易伙伴的本国货币政策调整、资本跨国流动变化、国际能源与大宗商品的价格波动、汇率波动等等，这些短期的冲击也会干扰这个增长趋势。

但只要宏观政策得当，我们在货币政策上始终保持警觉，一旦出现扰动，我们就可以做出相应的对冲，我们就有可能确保经济能够在趋势性增长的轨道上。

至于我们今年为什么定了6%的目标，而不是我们刚才分析的9%左右或者IMF预计的8.4%，其实克强总理在今年两会的记者会上已经做了一个很好的回答，他说，“可以把6%的目标值理解为今年的下限，不仅考虑到当前经济增长是恢复性的，要进一步巩固发展的基础，也是考虑同明年、后年的目标平稳衔接。”当然了，这并不排除实际上我们今年的增长数字肯定会从一个低位往上跳一下。

观察者网：是的，刚刚公布了一季度的GDP增长数据，同比增长18.3%，两年平均增长5.0%；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24.5%，两年平均增长6.8%；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33.9%，两年平均增长4.2%。都是比较大的增长。

张军：在我看来，这些强劲的反弹很大程度上就是在快速弥补之前因为疫情造成的产出缺口。去年疫情全面隔离，导致经济几乎停摆。因为同比核算的原因，就会出现这么刺眼的数字跳涨，不过的确符合市场预期，市场已经预料要到今年前三个月肯定有剧烈的反弹，接近20%的增速。去年一季度受到疫情的冲击最严重，负增长几乎7%，加上今年的季节因素，有18.3%的GDP增速是不足为怪的。

观察者网：您刚才也提到我们经济的正常趋势会受到一些扰动，包括外部美联储货币政策、大宗商品的一些波动等等。去年疫情以来，全球主要央行的货币政策，放水比较厉害，最近大宗商品价格从去年下半年开始一直有一波上涨，到今年目前来看，一季度PPI是4.4%，是比较高的水平，CPI温和抬头，有市场声音担忧输入性通胀的问题，您对此怎么看？

张军：我觉得这本身是一个非常短期的现象，并不是结构性的问题，从政策面也比较容易对冲。

大宗商品外部价格如果因为需求有明显的波动，我们国内其实也会动用很多政策来加以应对，比如说各行业都有一些存货，如果价格过高，可能我们会考虑抛售存货，减少价格上涨的不利影响。另外，输入性通胀一旦出现苗头，央行的货币政策也会做出相应调整，政策会比较谨慎一些。

美国推行的刺激政策，大量的美元超发对全球经济会有一定的影响。

但是我们也要同时考虑到美国的货币超发是为了刺激总需求，希望以此来带动产能的回升，弥补去年疫情以来的产出缺口。而且，这么做必然有助于美国扩大进口，而中国恰好去年下半年开始生产已经基本恢复，所以美国的扩张政策对中国经济也有正面的拉动，中国的贸易部门会受到一个正面的影响。

江苏南通出口港区集装箱。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所以对美国而言，通胀不是一个显而易见的问题，尤其在疫情发生的一年半以来，美国的很多产能其实没有得到充分利用，劳动力市场有大量闲置。

货币超发以后，短期内能刺激更多的就业需求，有助于不断缩小产出的缺口，这个时候对物价的影响就相对不是那么明显，或者会比较滞后。只有当接近充分就业的时候，货币超发才会显著推动价格上升。

我觉得现在某些媒体对这些事情显得过于敏感了，一看到美国有经济刺激政策出台，马上想到通胀，其实有一个关键因素是要看产出缺口是否存在，也就是潜在GDP还能不能增加，如果拉动需求以后，可能导致过去闲置的产能和劳动力供给能够因为扩张的货币政策而增加产出，失业人员可以重新找到工作，能够提高产能利用率，缩小实际产出与潜在产出能力之间的缺口，那么对物价影响就是第二位的，或者说物价的变化就不那么重要了。

对全球来讲，我想美国的政策初衷是首先会去缩小这个缺口，这些钱也不会马上都流到金融市场。

美国的刺激政策一方面是刺激基建，另一方面是发钱给老百姓刺激消费，我听说现在美国南方的一些旅游地区非常火爆，这对美国的整个服务业部门、实体部门都会有比较正面的影响，对金融市场也会有一定影响，但是我认为相对于2008年政府救市的那种方式来说，现在的不利影响还是次要的。

观察者网：刚才提到美国需求恢复，包括消费拉动，其实对中国的经济恢复也是非常有帮助的。我们去年下半年确实看到这样的现象，中国出口恢复得非常快，沿海地区订单加倍，工厂加班加点生产，集装箱紧缺等等，但是现在有一些担忧，随着美国就业和生产恢复，疫情期间强刺激的货币政策逐渐退出，来自海外的需求是否会降温。那么我们这边的生产，甚至投资和产能的扩张，是不是会有一点过热，导致一些错配的发生？

张军：美国的货币政策之前对中国出口确实有比较明显的拉动，那么将来它的货币政策调整，我们的出口会不会从去年下半年以来的超强增长回归到正常增长？我想这个概率是很大的。

我们要清醒，这么多年来，中国的出口其实已经逐渐回到一个正常的增长水平。

只是因为疫情让我们的出口才突然出现十几年都没有过的超长增长，比如医药、医疗器械、纺织品等等增长都比较快。这是疫情全球蔓延造成的一个结果，并不是中国整个出口部门的常态。总体上，我们看到中国出口部门目前是在进行艰难的转型。

转型有两方面的含义，一方面，我们大多数的出口企业，现在都希望从过度依赖海外市场向“两条腿走路”转型。很多企业开始关注内循环，关注国内市场。

过去广东、浙江这样的省份，集中了大量中小制造业企业，生产经营完全以出口为导向，对国内市场涉足的很少，但现在他们看到了未来国内市场的机会，也正在进行艰难的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