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于洪君】

埃及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地处欧亚非三大洲交通要冲，地缘战略位置极为重要。作为中东地区人口众多、资源丰富、发展潜力较大的国家，埃及与世界各地，特别是阿拉伯国家和非洲有着广泛的天然联系，在地区和国际事务中拥有较大影响。1956年中国与埃及建交后，国际舞台风云变幻，两国关系不无坎坷，但政治互信不断加强，合作领域不断拓宽的大方向始终未变。互利共赢的伙伴关系栉风沐雨，历久弥坚。

（一）

1949年中国革命胜利时，埃及所在的中东地区没有任何国家承认中国新政权。1952年7月法鲁克王朝统治被推翻后，纳赛尔领导建立的埃及新政权曾考虑承认新中国，但迫于美国压力，一直犹豫不决。新中国对埃及革命的背景和性质，当时并不清楚，一度认为这是美国操纵的军事政变，新政府被视为“反动的军人独裁集团”。

1954年，纳赛尔政权反帝反殖色彩日益鲜明，中国对埃及的看法和立场逐渐转变。当年10月，毛泽东对一个来访的亚非国家代表团表示：埃及属于被压迫民族，他们的国家是由爱国的政党和团体领导的。¹

当时，纳赛尔政府不了解台湾问题的复杂性敏感性。他们希望与台湾当局和新中国同时建立和发展关系，通过埃及驻印度大使试探中方态度。中国本着“善于等待，增进往来，多做工作，水到渠成”²的原则立场，一方面表示不接受“两个中国”的做法，另一方面建议埃及向中国派驻非官方贸易代表，在中埃建交问题上表现出很大灵活性。

1955年4月，周恩来赴万隆参加亚非会议时，在缅甸首都仰光会见了纳赛尔。万隆会议期间，双方又进行了深度接触和交流，建立了良好的个人关系。1955年5月，中方邀请埃及宗教事务部长巴库里访华，拉开两国交往的序幕。中埃签署了有关贸易与文化合作的意向性文件和备忘录。当年8月，埃及工商部长努赛尔应邀率团访华，双方签署了有效期三年的贸易协定，正式决定互设官方商务代表处。1956年3月，中国外贸部长叶季壮应邀访埃，受到已出任总统的纳赛尔的亲切接见，中埃关系进一步升温。

1956年5月16日，埃及撤消了与台湾的“外交关系”，正式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外交部随即声明，表示欢迎。周恩来致信纳赛尔，明确表示希望两国尽快交换使节，同时邀请纳赛尔访华。5月30日，中埃正式建交。埃及成为阿拉伯世界和西亚非洲地区第一个与新中国建交的国家。

这时，埃及与西方国家关系紧张。特别是纳赛尔宣布收回苏伊士运河主权，西方对埃实行武器禁运。在此背景下，中国推动苏联通过捷克斯洛伐克向埃及出口武器，并且促使苏联改变了对埃政策。当时，国际棉花市场行情不好，埃及棉花大量滞销，经济遭受重创。中方积极履行两国贸易协定，连续两年大量进口埃棉，进口量占中方进口货物总量96.4%。埃及修建阿斯旺大水坝需要大量钢材，中方国内钢材供应紧张，但以低于国际市场的价格，对埃及出口6万吨钢材。这些雪中送炭的无私行为，深深感动了纳赛尔，大大提升了两国关系的质量和水平。

1956年9月17日，毛泽东主席会见埃及驻华大使哈桑.拉加卜，表态支持埃及收回苏伊士运河。他赞扬此举“是一个很好的开始”，表示中国“愿意尽力帮助埃及”，提供“无代价的援助”。³苏伊士运河战争打响后，中国坚决反对英法两国和以色列入侵埃及，公开宣布：“中国政府和人民响应埃及政府的呼吁，愿意尽我们的能力所及，采取一切有效的措施，包括提供物质援助在内，支持埃及的斗争，反对英法的侵略。”⁴毛泽东向埃及大使表示，你们有什么需要，只要我们力所能及，一定帮助。此外，他还就埃及反侵略战争的军事部署等问题提出具体建议，请周恩来转告埃方。⁵整个苏伊士运河危机期间，中国各大城市纷纷举行声援埃及的示威游行活动。中国人民支持埃及反抗侵略委员会和中埃友好协会，应运而生。据时任埃及驻华大使透露，当时中国准备派出25万志愿军前往埃及，参加保卫苏伊士运河的战斗。

中埃建交是新中国外交的又一重大突破。两国关系迅速升温，同时打开了新中国与阿拉伯世界的关系。当年7-8月间，叙利亚和也门相继同新中国建交。1951年以来一直没有国家与新中国建交的局面得以改变。美国孤立新中国的“统一战线”被打破。此后，在联合国表决中国代表权、中国反对美国军舰进入台湾海峡等重大问题上，埃及基本上都站在中国一边。

（二）

世界上的事情是复杂的，国与国关系也是如此。中埃两国关系的发展，如同任何双边关系一样，也是在跌宕起伏中向前发展、开辟未来的。

纳赛尔总统是一位非常强势的民族主义者、一位不屈不挠的反帝反殖斗士，但同时又是一位虔诚的穆斯林，因价值观和意识形态不同而坚持反共立场。在他执政时期，埃及共产党受到残酷镇压。埃及与叙利亚成立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后，反对埃叙合并与中国保持交往的叙利亚共产党，也受到严厉镇压。与中苏两国均有较好关系的伊拉克共产党支持本国政府，反对阿联试图合并伊拉克，纳赛尔因此指责“共产主义势力”干涉阿拉伯事务，中埃关系受到冲击。中苏两国驻开罗的新闻机构一度被关闭。

当时，中国与南斯拉夫的关系比较复杂，与印度的关系也日趋紧张，纳赛尔明确站在南、印两国一边难为中国。1959年4-5月间，中埃双方开始公开论战，埃及驻华大使也被召回。受此影响，也门等阿拉伯国家对华政策开始生变。当年10月，中国邀请已被宣布非法的叙共总书记巴格达什来华参加国庆，巴格达什讲话时猛批纳赛尔，致使埃及驻华使馆临时代办当场退席，随后回国。埃及为此关闭了中国驻大马士革总领馆，同时向中国大使陈家康递交了措辞强硬的备忘录。阿拉伯世界掀起一阵攻击中国的浪潮。

在对外关系领域，新中国既讲原则又讲策略。当年10月底，中国就此事向埃方做出解释，说明巴格达什是作为党的客人而非政府客人参加中国国庆的，中方事先并不知道其讲话内容。由于中方表达了歉意，两国关系逐渐趋缓。1960年，埃及驻华使馆临时代办回到北京。此后几年，双方恢复了代表团互访。

1962年中印边界冲突发生后，与印度总理尼赫鲁私交甚好的纳赛尔总统，在调解中印关系时提出了明显偏袒印度的方案，受到中方拒绝。埃及和某些阿拉伯国家再次出现攻讦中国的舆论战。但中国从两国关系的大局出发，从中国与阿拉伯世界的长远利益出发，淡化矛盾和分歧，维持了中埃关系的总体稳定。1963年4月，埃及政府总理萨布里应邀访华，受到隆重接待。中埃关系回到正常发展轨道。

1963年12月，周恩来总理访问埃及时参观狮身人面像。

当年12月，周恩来率团出访亚非欧13国，第一站选择了时称阿联的埃及。⁶在中国领导人对埃及的这次场访问中，周恩来提出了包括对埃政策在内的对阿政策五原则：即支持阿拉伯各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的斗争；支持阿拉伯各国政府奉行和平中立的不结盟政策；支持阿拉伯各国人民用自己选择的方式实现团结和统一的愿望；支持阿拉伯各国通过平和协商解决彼此之间的争端；支持阿拉伯各国的主权应当得到所有其他国家的尊重，反对来自任何方面的侵犯和干涉。这五项原则深得纳赛尔赏识，访问结束时写进了联合公报。

访问期间，周恩来就纳赛尔特别关心的中美关系、中印关系等问题认真做了埃方工作。周恩来表示：新中国建立后中美关系不好，“责任不在我方”，我们“愿意同美国坐下来，谈判解决争端”，“我们已经等了十四年，还可以再等十四年。”⁷至于中印关系，周恩来表示：“我们希望中印关系搞得和缓些”“我们可以保证我们是不会向印度政府挑衅的。”⁸

周恩来此次访埃非常成功。在他为访问结束而举行的招待会上，纳赛尔深情地表示：此次访问超越了中国和阿联的关系，“会在这个范围以外留下影响，并且为我们现时代的一些重要的问题带来积极的好处。”⁹

事实的确如此。由于正是由于这次访问，中埃关系“冷而不断的状态”得以改变。1965年上半年，周恩来总理再次访问了埃及。这时，埃及已经是中国对非援助的最大受援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