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毛主席的叙事非常有价值：

……我们亚洲、非洲，还有拉丁美洲，这三个地区过去都是受帝国主义压迫的。非洲同亚洲离得非常近，中间只有一条小河，苏伊士运河，一脚就跨过去了。世界是被压迫人民的，压迫者是没有前途的。西方帝国主义者是压迫者，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国家也有当地的压迫者……帝国主义者长期来散布他们是文明的、高尚的、卫生的。这一点在世界上还有影响……我们也当过帝国主义的奴隶，当长久了，精神就受影响。……所以我们在全国人民中广泛宣传破除迷信。过去中国人中有恐美病，要去掉它的影响。

——毛泽东，1958年7月12日，《对帝国主义的“文明”要破除迷信》

在这个叙述中，我们建立的新世界恰恰属于被压迫者。我们不能仅仅把这套叙述简简简单单地当作对现实状况的描述，我们更重要的是要把它当作解决“什么是新世界”这个问题的理论开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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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独立自主的新世界：经济、政治和文化解放

新世界与旧世界最核心的差别，不是新世界如何在顶层进行自上而下的设计，而是新世界到底要如何从底层成长起来，并且这个从底层成长起来的新国家和新世界，在未来究竟有哪些可能？所以理解弱小民族的民族主义，就必须结合中国五六十年代亚非团结运动和社会解放运动的实践来展开。

我们在这里所讲的独立自主，同近些年来在反全球化运动中广受颂扬的自给自足、闭关自守（autarchy）是有本质区别的。什么是闭关自守呢？闭关自守在西方中心主义的理论叙事中，被理解为排他的、闭关的、自给自足的经济生产过程，如果国家足够强大，物产丰富，劳动力充足，那么无需通过与外部进行贸易活动，就能满足内部从生产到消费到实物的需要。

但我们在五十年代开始谈论的、建立在革命经验上的独立自主，与这种闭关自守有着本质区别。独立自主强调的是，我们必须有能力在不受资本主义生产体系影响的情况下，进行自给自足的活动，同时我们也要与其他国家进行平等互助的交流互通。所以我们强调的独立自主，并不排除互助这一基本途径。

此外，独立自主不仅仅是经济上的独立自主，更是政治和文化上的自主权。文化自主权牵涉到社会解放的内涵，我们知道政治可以实现主权独立，但社会解放并不会随着主权独立而天然到来，那么社会解放需要做什么呢？

它需要国家进场，进行土地改革、经济改革，以及破除迷信的文化教育，包括我们如何才能跳出一整套资本主义全球化和世界秩序的叙述来理解一个真正属于底层人民的自下而上的国家观、世界观和发展观。

这个话题在中国的政治话语中就被表述为“四个现代化”，它引出的下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如何理解社会解放过程中的文化跃进。

今天，社会解放经常会被理解为纯粹的经济话题，如果这样的话，那我们确确实实没有办法把这个话题与资本主义全球化区分开来，因为一样是做生意，一样是做买卖。但问题是，在做买卖的过程中，中国的国家建设经验特别强调集体化建设，强调在大生产的过程中，还要以之为平台进行文化和政治教育。

上世纪五十年代，我们经常讨论的话题是工业大跃进和集体农业大生产，但同时，我们不可以忽略一个与之相辅相成的重要工作，那就是文化大跃进。从1952年开始的扫盲运动，到1956年的简化汉字，到1958年的学哲学用哲学运动，这一系列社会文化运动都在强调如何能够在不耽误集体化大生产、发展工农业的情况下，快速提高人民的文化水平和政治觉悟，而如果没有一个以人民为中心的政党，这是不可能实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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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我们会发现，扫盲运动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是与生产实践和国家建设密切结合的。而这个密切结合的过程，就恰恰反映了第三世界国家、所谓落后国家的一个普遍意志：落后国家不仅仅经济落后，更重要的是文化落伍。大量知识阶层和知识精英的脑力力量，被来自中心地带的国家所剥削，而边缘地带的或者说不发达地区的、第三世界国家的人，则大多数还处在文盲或半文盲状态。

那么在这种状态下，如何能够快速提高生产，达到独立自主的目标呢？除了互助之外，有一个强有力的国家进行社会动员和民众教育是必不可少的。然而我们会看到，在很多第三世界国家中，最缺乏的恰恰就是这一部分：人们习惯等待来自外部的援助力量，而没有关注如何有效利用内部资源进行文化解放。

所以1955年的万隆运动，除了强调经济独立和政治独立外，实际上还更加强调发展跨国文化、促进相互了解，让各个国家在亚非合作框架下，实现文化解放，彻底摆脱殖民主义的文化压迫。但是很遗憾，亚非运动的这一遗产现在被彻底遗忘了，或者说是被彻底淡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