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讲人/殷之光】

前言：三个关键词辨析

——“亚非拉”“新世界”和“想象”

今天讲座的主题是“新世界”，那我们先破一个题：什么叫“新世界”？这里面涉及三个关键词：“亚非拉”“新世界”和“想象”。

1. “亚非拉”

近些年来，“亚非拉”这个词很少被使用，人们更多地使用“global south”（全球南方）这种非常含糊的词。我曾经在自己的学术工作基金申请报告中用了“亚非拉”和“第三世界”这两个概念，后来评审人认为，这两个词是不是有点过时？是不是有一些过于激进？所以建议我用“全球南方”这个词。

那么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转化呢？这个转化背后的意义是什么？

“全球南方”是一个边界非常模糊的概念。小时候教科书中提到的所谓“全球南方”，大多数情况下我们会把它归类为一种地理的说法——地球赤道以南的国家，它们大多是后发达的、欠发达的或不发达的国家，而赤道以北的大部分国家是发达的。当然也会有一条小字标注说也有例外，譬如现在的中国和处于世界南部的澳大利亚。

那为什么会有这样奇奇怪怪、很含混的说法呢？特别是为什么我们现在把原先以地缘为中心的所谓的“亚非拉”，和以政治、阶级为中心的“第三世界”转化成了一个看上去由地理决定的一个词语呢？这背后的动力和原因是什么？

在这个地理决定论的背后，其实有一个基本的预设，这个预设在告诉我们，这个世界已经是全球化的了，因此过去具有阶级性的、差序的、强调不平等的话语就不再有意义了。这个预设所隐含的意思是在告诉你，你所在的地区之所以落后或不发达，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可能是地理原因，譬如天气和环境。那么如何改变天气和环境呢？你可以诉诸于一系列的科学手段和技术手段。

在这样的一套叙述背后，有一个很重要的历史过程被掩盖了，那就是不发达的历史原因，这也是我们今天讨论的一个起点。为什么我们要重新恢复“亚非拉”和“第三世界”的说法？一个主要原因就在于我们要如何思考今天以地理决定论为中心的、对于世界不平等问题的解释，我们需要了解这个解释背后所实际存在的霸权过程。

2. “新世界”

第二个词是“新世界”。“新世界”是我在过去的研究和工作过程中，与其他学者，特别是来自亚非拉地区的学者进行交流的时候，经常会遇到的一个问题。他们经常问我这样的问题：你们中国预想的世界是什么样的？你们中国想给我们带来什么？这些问题，看似非常平平无奇，但我仔细一想，这个问题背后实际上蕴含了两层对于我自己的研究来说非常重要的问题意识。

第一个是我们中国到底是什么？我们对于我们过去经验的理论化是否足够？我们会发现，我们对于自己历史经验的表述，经常停留在所谓的经验层面上。这个经验层面上的表述就使得我们在向外讲述自己故事的时候，特别是在向其他国家的知识分子讲述自己故事的时候，经常会遇到他们的挑战：你的国家理论是什么？你所预想的这个未来到底是怎样的？它的基础是怎样的？

直白地说，这些知识分子，特别是问这些问题的知识分子很希望我们拿出一份合同，然后按照这个合同去执行我们一系列的操作。一旦我们违背了合同，不管他能不能惩罚我们，至少他可以凭借这份合同站出来说你违背了合同。

但实际上，无论我们如何理论化地规范自己的这份合同，我们都没有办法预测和控制未来。同时这份合同也没有任何实践意义，因为就算我违反了，也不会有任何惩罚措施，那么这份合同到底意义何在？

这就牵涉到关于“新世界”的第二个问题，即这些知识分子为什么会问这类问题，这类问题的局限在哪里？实际上，这样的问题是在寻求一个答案，即中国会带来什么，中国想象的世界是什么样的？那么这到底是一个普遍的问题，还是一些知识分子所特有的问题？

我越来越倾向于认为这是一个很具有特异性质的知识分子式的问题，因为知识分子的思维方式，特别是近代以来的思维方式，都遵循一个套路：首先我需要一个理论，然后按照这个理论去思考，进而预测未来。知识分子们坚信，我们掌握着窥探世界秘密的水晶球，一旦把这个水晶球打磨好了，世界所有的不确定和疑问全都会迎刃而解。

那到底存在不存在这个水晶球，或者是这个水晶球的意义到底在哪里？这是我们今天讨论的另一个问题。

首先，为什么说这是一个知识分子式的问题？这牵涉到我前段时间在推特上看到的一个信息：英国杜伦大学博物馆在所谓的“去殖民”风潮下，把日本军国主义的旗帜退还给了日本。这个故事就非常地吊诡，令人哭笑不得。

关于“去殖民”的讨论，在欧美学术界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这个讨论发展到今天，认为一系列问题都是一个种族的问题，是一个肤色的问题。而种族问题本质上被认为是一个身份政治的问题，所以其他一系列与此相关的所谓政治遗产全都要被抛弃，其中反法西斯这样的遗产，就在“去殖民”的叙述下，被认为是需要被彻底抛弃的一段历史而淡忘。

所以我们要进一步去思索：今天我们所进行的，特别是在欧美学术界流行的这一系列对于不平等问题、对于过去殖民问题的讨论，到底在多大程度上真正回应了这个世界的不平等？或者说它实际上仅仅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们的道德赎罪券？

在这个问题的指引下，我看到了其他的一些相关信息。下面这幅图是前段时间出现在中国媒体官网上的一幅图，它来源于一个在阿富汗做生意的商人，叫余明辉，他用在阿富汗采购的松子摆成了一个类似于国旗的图样，然后在中文媒体上刷了一波关注。

阿富汗松子拼成的国旗 | 图片来源：主讲人PPT

这挺有意思的，那么这幅图的意义在哪里呢？这又回到了我开始提到的、来自第三世界学者们给我提的那一系列话题。一样是做生意，中国人有什么不同？这个问题是理解我今天想要讨论的主要内容的一个核心。

为什么这么说呢？首先因为中国的生活在不断变好，它的一个基本前提是我们自己的体验。在国家的统一领导下，我们通过三十年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通过改革开放，再通过扶贫等一系列工作，我们全体人民的生活在本质上有了一个飞跃。这些构成了我们对于自己现代经验的认识。

那么如何把这个过程理论化？而且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所遭遇到的一系列挑战，比如说中国正在进行的海外投资和对外贸易，跟资本主义国家所进行的，到底有什么本质上的不同？从形式上看，对外贸易就是做生意，但是它背后的实质意义是什么呢？我们如何区别哪种对外贸易是旧世界的，哪种对外贸易是新世界的？这份工作对于我这种做理论工作和历史研究的人来说，可能是一个需要处理的重要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