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部分香港及外国媒体陆续刊文指出20世纪50年代港英政府是由于中国政府的压力与干预，才被迫放弃在香港推动民主化政治改革。然而，若认真考察当时港英政府最高领导人——时任港督葛量洪本人的说法，便可知道这类断章取义的说法并不可信且有混淆基本事实之嫌。

2014年10月27日的《纽约时报》发表了记者杰安迪（ANDREW JACOBS）一篇名为《Hong Kong Democracy Standoff, Circa 1960》的特稿。文中，杰安迪先生声称自20世纪50年代起，港英政府曾多次谋求在香港推动以民主化为目标的政治改革，但最后却由于大陆方面的压力而被迫放弃。文中还特别说明支持此论断的根据来自英国国家档案馆（National Archives）于2002年公布的英国外交部档案。

有关此类论说的新闻报道最早是来自香港本地的《明报》与《苹果日报》。2014年初，香港辅仁网又刊登了一篇《英国为何不早给香港民主?——英国档案提供的答案》的文章，其中摘引了英方档案内英国外交部官员的相关议论与回忆。在这份档案号FCO 40/327的文件中，记录了周恩来在1958年1月30日对访华英国代表团发出的严正警告：中国反对英国任何将香港变成自治领的作法。而这段史料在辅仁网的这篇文章则被解读为“中国大陆反对香港民主自治”的证据。在《纽约时报》的报告中，亦是根据这种解读得出了“北京曾多次反对港英政府引入民主选举”的结论并加以报道。

但凡真正研究历史者，大都明白“孤证不立”的道理。在近现代史研究领域，政府档案自然是最常见的史料，然而在研究国际政治历史的过程中，往往需要查阅多国、多层级的档案文献来彼此验证。如“买彩票者”那样从浩繁如海的档案中，裁剪只言片语便迫不及待地加以引用，恐非研究之正道。况且，即便只是仔细阅读 《英国为何不早给香港民主》文中所展示的档案原件，便可清楚发现当时周恩来的发言并未谈及香港内部政治改革的问题，主要是反对香港若变为自治领而损害中国主权的问题。

《英国为何不早给香港民主?英国档案提供的答案》文中所引的档案原件。原文中，周恩来明确指出香港绝不能如新加坡般成为自治领

那么如果成为自治领对于香港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呢？

在大英帝国的殖民地体系中，“自治领”（Dominion）可被视为殖民地迈向独立的最后一个阶段。1931年英国国会正式通过《威斯敏斯特法》（Statute of Westminster 1931）正式承认加拿大、纽芬兰、澳大利亚、新西兰、南非及爱尔兰为自治领，英国不再干预其内政。二战结束后，大英帝国日渐衰落的传统殖民地体系不可避免地走到了尽头，继而不得不同意给予各处殖民地更大的自治权乃至独立。除了上述六个白人为主的殖民地外，此时的英国也难以阻止广大亚洲、非洲殖民地的独立诉求，自治领便成为大部分殖民地独立前的过渡“政治身份”。依照英国政治的代议制议会传统，其殖民地若要独立，自然需要“依样画瓢”来建立各自的议会政治制度并以此获取政治合法性。所以，伴随着各殖民地独立诉求的高涨，政治改革同样也在大部分原英属殖民得以开展。

其实，当年的香港也不例外。

1946年5月1日，英国从日本人手里再度接管香港。复任总督杨慕琦（Mark Young）马上雄心勃勃地抛出了自己的“政改计划”。主旨是成立民选市议会，下放部分港府权利（主要集中于民生领域），该计划日后亦被称为“杨慕琦计划”（Young Plan）。除了推动民主化改革外，“杨慕琦计划”的另一个意图便是重塑英国政府在香港的声望，进而淡化香港人回归中国统治的意愿，政治改革同样是为日后获得自治领地位而作的政治铺垫。

杨慕琦

不过，此计划如杨慕琦本人一样，来的快去的也快。复任仅一年，杨慕琦便退休返英，而他的计划也很快就被束之高阁。然而，使“杨慕琦计划”最终化为泡影的并非来自日后中共政府的压力，而恰恰是港英政府主动选择的结果。换而言之，港英政府在衡量自身利弊后，选择放弃在香港推行所谓“民主化”，转而强化集权的“总督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