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夏日】

十九大报告提出乡村振兴战略，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生产体系、经营体系，完善农业支持保护制度，发展多种形式适度规模经营，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健全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实现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

2016年4月，农业农村部发布的《全国生猪生产发展规划（2016—2020年）》指明，猪粮安天下，生猪生产是农业的重要组成部分，猪肉是城乡居民重要的食品。可见，实现小农户与现代养猪业的有机衔接是农业发展的重要内容。

《规划》进一步提出生产目标：生产保持稳定略增，猪肉保持基本自给；规模化比重稳步提高；规模场户成为生猪养殖主体；规模企业屠宰量占比不断提升。效率目标：生猪出栏率，母猪生产效率、劳动生产效率持续提高，产业国际竞争力明显增强。由于受到非洲猪瘟的直接影响，生产目标与效率目标都受到影响，全国存栏生猪数量快速下降，存栏生猪产能不足，生猪出栏率下降，猪肉市场供给出现缺口，进而引发全国生猪价格一路飙升。根据相关数据，从2月的18元/公斤涨到9月的约34元/公斤，同期价格为20元/公斤。其中前四个月，相对稳定，仅上涨3.44元；后三个月上涨13.24元。

2016年，农业部关于印发《全国生猪生产发展规划（2016-2020年）》的通知

根据中国养猪网，截止9月14日，全国生猪批发价格均价达到27.87元/公斤，广东均价32.34元/公斤，惠州市最高达到33.42元/公斤。目前生猪批发价格略有所下降，但依然很高。生猪价格早已突破了历史最高纪录21元/公斤。由此可知，在工业化和城市化背景下，养猪业的市场化改革并不是灵丹妙药。市场化改革更多是依靠大型养猪企业，在推动养猪规模化的同时，也面临市场失灵的重大风险，极易引起市场恐慌。因此，笔者根据调研的经验，从一个村庄的养猪业的历史变迁角度，认识与“三农”相结合的不完全市场化的中小型养猪户与散养户的优势，从而理解养猪业市场化改革的困境。

一、C村的养猪历史变迁

C村位于鄂东南A镇的最西部，与千年古镇B接壤，南依靠J山，北邻E湖，一条公路自西向东贯穿C村全境。目前C村约有340户，2300人，长期留守人口1100人，耕地1000多亩。作为A镇的养猪大村，C村有着悠久的养猪历史。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施以后，农民的农业生产积极性大大提高，相伴的是养猪业的改变。便于理解，根据养猪类型、养猪主体和养猪规模三个要素把C村的养猪业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以普通农户为主的散养模式。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施后，1982年C村分田到户，村民的农业生产积极性被极大的调动起来，与此同时，以村集体为主的集约养猪模式逐渐淡出村庄的历史舞台，形成以普通农户为主的散养模式。从养猪主体看，涉及家家户户，几乎找不到不养猪的现象；从养猪的规模看，并不多，一般养2—3头。

第二个阶段，以留守农户为主的小型规模养殖模式。在工业化和城市化背景下，2000年以来，青壮年农民纷纷外出务工，形成了以“半耕半工”的家计模式。养猪业已发生改变，从养猪模式看，不再是单一的散养模式，而是产生了小型规模养殖模式，当时有2—3家；从养殖主体看，主要是以45—70岁的中老年的留守群体，家家户户养猪的历史亿不存在；从养殖的规模看，一方面，散养户的养殖规模依旧保持2—3头，另一方面小型规模养殖规模达到5—8头，而且其中包括1—2头母猪，用于猪仔繁殖。

第三个阶段，以中农为主的中型规模养殖模式。2007年以来，“半耕半工”的家计模式更加凸显，养猪业也变化，从养猪主体看，存在三种类型：一是散养户。数量进一步减少，只有100户左右；二是小型规模户。数量继续增多，达到4—5家；三是中型规模户。最开始中型规模户只有2户，一户养殖20多头，一户养殖40头。由于猪价低迷以及猪瘟风险等因素，2—3年就退出养殖市场。

2012年，中型规模户达到5家，养殖规模是从最初母猪养殖开始，逐步扩大规模，截止2019年2月份，C村养殖户主要分为两种类型：一是中型规模养殖户，总计6户，规模在50—100头之间的有4户，年龄处于60—70岁；在100—150头之间的有2户，年龄处于50—60岁之间；二是散养户，总计不超过10户，年龄处于60—70岁，养殖规模在1—2头。同样受到非洲猪瘟的影响，C村的养殖户的生猪存栏量迅速下降。

散养户的生猪几乎全部死亡；中型规模养殖户的存栏生猪为了降低损失，一部分趁非洲猪瘟还未完全蔓延时，在上半年以7.5元/斤的低价通过市场销售处理；另外的一部分，由于乡镇府的要求而活埋。目前中型规模养殖户目前只剩下一家，存栏生猪50头左右，主要是中号猪；还有一家养殖10几头小号猪。虽然存栏生猪基本全部处理，但是养殖户的种猪并没有卖掉。

综上所述，本节立足于城市化与工业化的大背景下，从养猪类型、养猪主体和养猪规模三个要素描述了C村的养猪业的历史变迁的三个阶段。这种历史变迁并不是农户被动选择的过程，而是农户理性选择的过程，是逐步适应农村实际、农民需要和农业发展的过程。

二、与“三农”相结合的理性养猪模式

农民并不是盲目的，而是理性的，“有多少粉做多大的包子；小打鼓，小划船”。C村养猪业的历史变迁过程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其理性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降低投入成本，最大化经济收益；二是降低市场风险，最稳定扩大规模。具体为四个层面：一是实现劳动力的充分利用；二是实现与农业种植结构与规模有机结合；三是实现与农村住宅格局相互匹配；四是实现与农村猪肉市场有效对接。

从劳动力利用看，其主要是以夫妻为主。种养结合的模式，实现劳动力与养猪业有机结合，劳动力得以充分利用。受到水稻种植技术成熟程度与机械化使用程度两个因素的影响，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两者结合的比例是存在差异的。在改革开放初期，劳动力更多的局限于农业生产，以家庭为单位的种养模式更多的是呈现夫妻分工的模式，农业生产更多的是以男劳动力为主；而养猪业更多的是以女劳动力为主。

出生在大巴山贫困农家的胡娟，辞掉高薪工作，离开大城市返乡创业，她投资200万元，建起养猪场开始养猪，养猪规模不断扩大，现在年出栏生猪5000多头。（@东方IC）

后期由于水稻种植技术成熟化和机械化的普遍使用，农业生产简单化，一年从事水稻生产时间与管理大大缩短，劳动力从农业生产中解放出来，农业劳动力去过密化，从数量看，主要通过进城务工被吸纳；从质量看，主要转移到种植与养殖业，如养猪业等。

对于养猪业群体而言，一部分既保持原有的养殖模式不变，属于老人养猪；另一方面规模化养殖出现，属于中农养猪。规模化养猪业成了吸纳劳动力的重要的渠道。这时的劳动力呈现的夫妻合作的模式，农业生产与养猪都是夫妻合作的模式。

从具体投入时间看，原来养猪规模小时，妇女主要是负责一日三餐的喂食，一次10分钟左右；而在规模扩大之后，养猪从副业逐渐成为主业，夫妻合作更明显，单个人很难完成各项工作，投入时间明显增多，一个100头规模的养猪户，一是一日三餐喂食，一餐喂食1个小时左右；二是猪栏卫生打扫冲洗，每次1个小时左右，通常周期是2—4天；三是打疫苗等，一次需要两个小时，全部打完需要几天，正常2次/年。

从农业种植结构与规模看，为猪食提供来源。猪食来源主要分为三个方面：一是日常生活剩下的残羹剩饭；二是各类农产品，如玉米、小麦、红薯、米糠以及猪草等；三是市场饲料，如豆粕、鱼粉等。从种类与数量看，在第一阶段，主要是以猪草、红薯和米糠为主，残羹剩饭为辅。分田到户后，实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人均一分三分地，户均不超过十亩。从种类看，农业种植主要是种植水稻为主，旱地主要种植玉米、红薯、小麦、油菜、花生等。

从数量看，其主要是满足家庭人口的生活需要，而不是用于猪食，因此还需要路边、湖边打猪草，用于满足猪的需要；第二阶段，种类上的变化主要是猪草退出猪食行列，从数量上看，随着养猪规模增大，猪食需要增多，相对应农户土地的自发流转出现，扩大土地经营规模，用于生产玉米、红薯、小麦等猪食类农产品，从而实现种植结构和规模的改变；第三阶段，养猪的规模更大，由于夫妻两的劳动力有限，土地种植农产品的种类与数量发生明显变化。

从种类看，一方面既依靠传统的猪食类农产品，另一方面增加生猪饲料，如鱼饲料、豆粕等，饲料具有市场化的趋势；从数量看，由于养猪规模进一步扩大，需要耕种更多的猪食类农产品，农户流转的耕地规模达到15—25亩，如目前有一家中型养猪户，种植12亩玉米， 年均产量650斤/亩，成本投入包括玉米种20元/斤， 60元/亩、肥料140元/亩、耕地120/亩，总计320元/亩。按照市场价玉米1.2元/斤，可节省460元/亩，总计共552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