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致从2000年以后，出现了一个显著的变化，储蓄率和资本形成率迅速上升，而消费率迅速下降。从2000年以后到现在的这十几年时间里，储蓄率和资本形成率都上升了十几个百分点，从40%以下上升到了50%左右。相反最终消费率从大约62%，下降到了50%以下，下降了十几个百分点。

这种情况反映一个问题，我们现在用大约GDP的一半来进行投资。这么高的一个投资率，可以说是世界上少有的。我赞成姚洋院长刚才讲的观点，就是说我们的经济要迅速发展，未来要进入高收入国家的行列，没有高投资不行，我们需要高储蓄和高投资。但是高储蓄和高投资，是不是也要有一个合理的限度？在我看来是需要有一个合理限度的。如果超过了一个合理的限度的话，那么过高的储蓄和过高的投资可能就会带来结构性的问题。

过高的储蓄率和投资率可能带来什么？

具体讲，投资率储蓄率过高会带来什么样的结构问题？

首先是产能的扩张快于消费的增长。因为在这个期间我们的投资率是在上升的，而最终消费占GDP的比重是在下降，那么造成的一个现象，就是投资的扩张和随之而来的产能扩张，都快于消费的增长。

迅速扩张的生产能力，面临一个相对萎缩的消费市场，会出现什么情况？就会出现产能过剩，这个产能过剩的情况，过去这些年是在变得越来越严重，在大部分工业部门都存在比较严重的产能过剩。最近几年一些新兴的产业部门，包括太阳能、风电等国家政策鼓励发展的部门，也迅速出现了产能过剩。另一方面，过高的投资也带来了过度的能源消耗和大气污染。

在这方面我们一直以来有凯恩斯的理论作为后盾，当我们面临经济疲软的时候就想到了凯恩斯主义，想到了由政府进行大规模投资，和政府推动的宽松货币政策，来刺激投资，促进经济增长。

但是投资拉动经济是不是也要有一个合理的度？在这个问题上我想凯恩斯的理论也许有他没有完成的、有待后来人来做的一部分。就是要解决这个合理的度在什么地方？因为在凯恩斯主义理论里面，他实际上是把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看作是可以完全互相替代的两个变量。那么事实上是不是这样呢？在一定程度上可能是这样的，当总的消费需求不足的话，我用投资来拉动是不是能把经济增长拉上来？短期是可以的。

但是如果碰到我们国家这样的情况，我们在本来已经很高的储蓄率和投资率的基础上，进一步提高储蓄和扩大投资，带来一个什么结果？经过了十几年，我们今天面临的结果，就是消费和投资之间，生产能力和消费市场之间，出现了很严重的不平衡。这个不平衡，恰好就是我们现在面临的经济增长放缓的根本原因。

也就是说，我们有足够的生产能力，有足够的投资资金，但是我们没有一个强有力的市场来拉动经济增长。我们大量的生产能力变得过剩，产品卖不出去，这造成了对增长的最大制约。

凯恩斯曾经说过，当有效需求不足的时候，由政府投资，在地上挖坑，然后把这个坑填起来，照样可以带动经济增长，这个理论对不对呢？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它有道理，但是我认为这是有缺陷的。

比如说，我们分析一下固定资产投资的成本构成，我们可以看到通常人工成本只占建筑安装工程的大约15%左右。材料费、施工机具使用费，这些物料成本大约占到65%。建筑安装工程是固定资产投资的主体部分。此外还有设备和工器具购置等等。因此我们花100元钱来扩大投资，其中最多不到15元钱变成了工人的收入，变成了他们的消费，但还有大量的钱用在什么地方了呢？用在原材料和能源等物料消耗。而如果说我们进行的是无效的投资，就像凯恩斯说的挖个坑再填起来，那么这些能源和原材料是白白浪费掉了，白白消耗了国民财富。

那么既然如此，我们为什么不把这100块钱直接转移给老百姓，让他们来消费，我们为什么非要用它进行无效的投资？如果这是无效的投资，我想这样的政策是不可取的。这不仅造成国民财富的浪费，而且消耗了不可再生能源，严重污染了环境。

我们从数据上来看，2000年，我们的固定资本形成总额还不到5万亿元。2013年扩大到25万亿，这是用2010年不变价格计算的。与此同时，化石能源的消费从不到14亿吨上升到了大约34亿吨。就是说化石能源的消费，随着投资的增长也猛增了几倍。投资消耗的原材料最主要是钢材、水泥、有色金属等等，这都是投资需要的基本原材料，同时也恰恰都是高耗能产品。

结果就是大量进口石油、铁矿石，大量消耗煤炭，带来了我们大家都经历过的严重空气污染，这主要是来自化石能源的消费。而且这个范围相当大，在全国来看，大面积的空气污染和化石能源的高消费是联系在一起的。整个河北到北京这一带特别严重，一个主要原因是河北省集中了全国大约五分之一的炼钢能力，所以产生了大量的能源消耗和空气污染。

基础设施也不能无限扩张

回到我们的话题，我们说高投资确实是高增长的保证，但是过高的投资导致生产能力扩张过快，这和相对较慢的消费增长不相协调。因此它会导致产能过剩，导致无效的投资。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继续采取投资扩张的政策，恐怕只能在短期拉动经济增长，中长期会加剧内需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