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静、讲话又极讲究分寸，是王小鲁在去年的新莫干山会议上留给编者的印象。80年代，王小鲁曾是鼎鼎大名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体改所）的成员之一，1989年至1998年期间在澳大利亚访问、留学，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回国后研究宏观经济，2000年之后又因关灰色收入的研究引起高度关注。

在经济学界，王小鲁的立场亦“左”亦“右”，而他自称是事实派。4月9日在北大国发院《深化改革与中国经济长期发展》圆桌讨论会上，经济学家王小鲁对中国经济的下滑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他与林毅夫、姚洋等学者强调的观点有所不同，林毅夫认为中国经济还是要靠投资拉动，姚洋在讨论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国家的八大特点时首要一条就是，有高投资率和高储蓄率。而在王小鲁看来，高投资确实是高增长的保证，但是过高的投资导致生产能力扩张过快，这和相对较慢的消费增长不相协调，因此会导致产能过剩，导致无效的投资。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继续采取投资扩张的政策，恐怕只能在短期拉动经济增长，长期会加剧内需不足的结构失衡。

经北大国发院授权，观察者网刊发经王小鲁本人审定的发言稿，供读者从不同角度了解中国经济现状。】

我今天想讲的题目是经济增长、结构调整和体制改革。大家都知道最近几年我们的经济增长率在放缓，从2008-2009年金融危机开始，有一个比较大的滑坡。在这之后，2010年季度增长率曾经恢复到12%的速度，但是从2010年以后的经济增长率在逐渐下降。

资本投入加速 经济增长减速

很有意思的一个现象是，与经济增长率下降同时，资本存量的增速不仅没有下降，反而是在提高。

从1978年中国开始改革以后，大致到九十年代中期，这段时间的大部分年份，经济增长率高于资本存量的增长率。九十年代中期以后，发生了一个显著的变化，经济增长率走到了资本存量增长率的下面。也就是说在这个时期，资本存量的增长快于经济增长。特别是2008年以后，出现了一个更大的变化，资本存量的增长率有大幅度的上升，但是相反经济增长率在逐步下降。这两个增长率出现了一个喇叭口。

这个现象至少说明一点，就是我们现在面临的经济增长放缓，并不是供给因素导致的，首先并不是因为资本投入少了，实际上资本投入是在加速，而经济增长是在减速。

和这个现象同时发生的，有一个很突出的现象，就是工业部门出现了越来越严重的产能过剩。根据不同的研究得到的结论，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共同的趋势，大致从九十年代中期以后，我国的产能利用率是逐步下降的，过剩产能的问题变得越来越严重。这反映了一个什么问题呢？我认为它说明我们国家在这个时期存在过度投资的情况。

过度投资同时就伴随着投资效率的下降。我们来看资本生产率的变化，如果用GDP和资本存量之比来计算（两者都用名义价格计算），我们国家的平均资本生产率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大致在0.4和0.5之间。在2000年以后，出现了显著下降的趋势，到2013年降到了0.3以下，如果看边际资本生产率，它的变化更快。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大体上保持在0.4以上，而2013年已经降到了0.14。也就是说现在的资本生产率和2000年相比，只有那个时候的三分之一。那个时候用一元钱可以带来的对增长的贡献，现在要投入三元钱。

所以回到我们所讲的问题，经济增长下行的原因是什么？在我看来不存在供给障碍，基本的问题是需求方面的制约。但需求方面又可以分为几个因素。如果我们看直接原因的话，一个突出的原因就是最近几年出口增长放缓。我们国家从2000年以后大概有七八年的时间，每年的出口增长率在24%左右，那么高速的出口增长，实际上吸纳了国内相当大一部分生产能力。因此当时内需不足的问题并没有充分反映出来。

2008年以后受金融危机的影响，出口出现滑坡。但我们国家出台了四万亿元的政府投资，再加上各级地方政府通过建立融资平台，至少投资十几万亿，这替代了出口的下降，在短期拉动了经济增长。但我们当时采取的那些大规模刺激政策，最近几年也在逐渐退出。因此内需不足的问题就变得更加突出了，可以说这些因素是导致经济增长放缓的直接原因。

高储蓄高投资有没有合理限度？

但在我看来，经济增长下行还有一个更根本的原因。就是我们经济本身存在的结构失衡，我们现在存在投资过度和消费不足。在这个问题上，可能我和姚洋院长刚才讲到的观点（姚洋认为，高投资率高储蓄率是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的共性之一，观察者网注）有点不一样。

我们国家投资和消费之间的关系，也经历了一个很突出的变化。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到九十年代这段时期，我们的总储蓄率和资本形成率，大致都在35%到40%之间。实际上35%、40%已经是很高的储蓄率和投资率了。而当时最终消费占GDP的比重大体上是在60%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