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不欢迎。”

这似乎是最近美国对中国学者发出的一个强烈信号。过去曾笼罩在中国自然科工学者头顶的“乌云”，如今正蔓延至人文社科领域。

4月14日，《纽约时报》称，去年共有30名中国社科领域学者及政策研究专家的访美签证被吊销或进行行政复审。另一则最新消息是，4月21日，美媒称，因“担心”中国“窃取”美国研究成果，有美国研究机构在联邦当局“金主”的指导下，驱逐了一些华裔科研人员。过去18个月间，已有10名华人或中国雇员从美国MD安德森癌症中心退休、辞职或“被休假”。

美方的这一行为令中国学者非常不解：为何美国国内的“肃杀”气氛忽然迅速降临？为何美国会变得如此不自信？难道美国对中国的认识已无知到这种程度了吗？……

观察者网就此对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王文进行专访。王文院长正是此前遭FBI“骚扰”并被美方取消签证的中方人文社科学者之一。以下为采访全文：】

观察者网：4月16号纽约时报刊文称，因为担忧间谍活动，美方禁止部分中国学者进入美国，其中有写到您被FBI骚扰并遭美方取消签证？当时具体情况如何？问了哪些问题，态度如何，给您的最终回复是什么？

王文：我不想谈论当时过多细节了，事情已经过去了。因为《纽约时报》、《环球时报》近期都已经报道了这件事，有上百位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学者被FBI骚扰、或被美国使馆取消签证。我觉得这背后实际上是一股力量，想切割中美之间的人文交流，我们需要更加冷静地看待这件事，并且能够把所有的视野都往后看、往未来看。

截图来自纽约时报

观察者网：您此前在其他访谈中提到一份报告《中国影响与美国利益：提高建设性警惕》，有外媒称，主导这份报告的两位研究者的政治立场分别是左派和右派，但在对华态度上却取得一致，那么，现在美国内部包括政府、国会或您熟悉的学界对该报告看法如何，您对此有所了解吗？这种对待中国人文学者的态度会是一种长期性存在吗？

王文：那份报告的确囊括了大概几十位美国对华研究学者的一个相对比较普遍的共识，但是也有一些学者像谢淑丽等人也持保留看法，还专门做了个人声明，可见美国学者内部对华态度也并非铁板一块。再者，这份报告折射出中国目前的影响力的确对美国产生撼动，让美国感受到了压力，但是并没有大到足以让美国无可奈何的程度。

此外，从这份报告还可以看出，一方面近年推动中国影响力走出去、讲好中国故事等各项工作卓有成效，但另外一方面我们也要看到中国还不够强大，要继续戒骄戒躁，对于拓展我们在全球的影响力、提升制度性话语权，任重而道远。由此来看，影响美国、主动塑造美国社会的工作和努力仍会进行，并借此推动中美之间的融洽合作。

中美跨越“修昔底德陷阱”仍有非常多的工作要做，而且要更精细化。面对过去，我们要有更多的自信和战略定力，面对未来，我们需要更多的自我能力提升。至于美国对中国人文学者、社会科学的态度，中短期内还是会继续存在的，我们对此要有心理预期。

如今面临着中国正赶超美国的前所未有的大变局，美国方面对中国学者甚至其他各领域人员采取非常规手段的行为还会继续存在，这些行为看上去很可笑，但又能真正影响到一些人，因此我们要有高度戒备警惕以及充分预期。但随着中国实力不断增长，这个问题也就逐渐迎刃而解。

观察者网：这次被美国拒签的学者主要是社科领域研究美国的专家。以往美国主要针对自然、科工等敏感领域的学者，现在延伸到社科领域，所以美国究竟在害怕什么？

王文：过去我们在很多研究领域与美国存在差距。这些年来，在自然科学、科技等领域，中国逐渐呈现赶超趋势，引起美国的担心，并且在这些领域对中国进行限制，这些还算是有一定逻辑的。但是在人文社科领域，我们过去没想到。

美国对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学者的限制，一方面折射了近年来中国社科人文领域研究的进步，另一方面也体现中国对国际释放不断增长的影响力。比如，近年来中国发展模式对世界的吸引力，即使在美国也有很多人对中国的发展存在仰慕、尊敬等诸如此类的情绪。那么，中国学者研究中国实践，到美国去讲述中国经验，自然引发越来越多美国人的关注和兴趣，一定程度上也会撼动美国人对自己模式的那种传统的迷信、崇拜和遵从。美国自然会对中国社科领域的学者产生担忧和焦虑。

所以，这典型反映出美国主流社会，尤其是目前特朗普政府主导下的精英阶层，对中国实践、中国思想以及中国发展所释放出来的软实力有所感知，并由感知转化为恐惧、焦虑、害怕。然后，又用一种非规则手段，对中国社科学者进行阻拦。这就像是掩耳盗铃或杯弓蛇影。

我觉得，任何一个国家的衰落是从封闭开始的。我在五年前的一本专著《美国的焦虑：一位学者对美国的调研手记》中就提过美国的焦虑，现在美国有一批人就像当年满清八旗子弟，一方面夜郎自大，不愿意向对方学习，另一方面又想通过闭关锁国的方式来显示自己比别人更伟大，用对外界的抵制来突显自己。这种行为是虚幻、虚妄、自负又自卑的典型表现，也是目前相当一部分美国人的心态和现状。

观察者网：以往美国对自己政治制度非常自信，并相信让更多中国学者了解美国的价值观，有利于对中国进行意识形态渗透。但现在搞这套关门政策，是否显示他们对自己的政治制度、意识形态不再那么自信？您对此怎么看？

王文：美国对自己的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全然没有过去那么自信，主要源于美国发展到今天已经变了，不再是华盛顿、亚当斯、杰弗逊、富兰克林那个时期的美国。其中有以下几个关键因素：第一，美国的种族变了，现在不是过去的“WASP”——白人、安格鲁-萨克逊、基督教新教为主要社会结构的美国，到2035年前后，美国的白人将下降到50%以下。所以，美国整体人种构成导致了美国巨变，这使其两百多年来的社会制度、赖以生存的社会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的基础被撼动了。

第二，美国意识形态受到国家政策影响。随着技术发展及国内外各方面政策出现巨大的失误，如国内的金融危机、枪支失控、社会治安以及所谓“技术监控”，对外则有所谓“反恐战略、反恐战争和对外扩张战略，都使美国国力受到极大挫败、软实力出现重大衰落，导致美国人对本国发展丧失信心，对现状不满。但美国政府将这一现象的原因归结为新兴国家的兴起，尤其是中国的崛起。所以，中国成了美国失去信心及国内外结构变化的替罪羊。

当像我这样的中国学者经常到美国讲述中国发展、变化和可借鉴经验，时常会让一些美国人感受到不同点，有的也受益。即使与美国学者相互辩论，尽管英语不是母语，但中国学者多半不会占下风。这使得美国知识界、精英界感到内心非常受挫，于是有一些智库也像美国政府建议要有所行动，非常典型的就是美国胡佛研究所2018年底推出的《中国影响与美国利益》研究报告，直接点名包括我在内的一些中国智库、学者对美国的影响力。美国政府现在用这种取消签证的极端方式，背后恰好体现了美国对两百年来赖以生存的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基础出现了巨大的动摇和内心的不自信。

观察者网：冷战结束后，福山曾断言历史终结了。但现在看来，以美国为代表的自由民主制度，不仅在本国面临困境，还在其干预过的拉美、中东、非洲国家也都没有取得成功。您觉得是他的这套自由民主制度哪里出了问题吗？

王文：美国的自由民主制度走到今天，实际上已经有违于美国建国之父们的初衷。当时的初衷是为“天赋人权”，应给每个人基本的尊重，赋予人人选举权。但走到今天，这种所谓的“民主”出现了变异。

这主要体现在三方面，第一，所谓“民主”异化成了“选主”，即不是目的的导向，而是程序导向。“民主”的初衷是希望给予老百姓做主的权利，结果却片面地成了只用选票走基本程序，简单选出领导人的结果。“选择中”的程序比“选出后”结果更重要。

第二，所谓“民主”异化成了“钱主”。谁筹的钱多，谁投入选战的钱多，谁成为国家权力主导者可能性就会越高。总统、州政府、议会选举，大体都有金钱规律在主导。有钱人群体主导着选举结果，政客为有钱阶层服务，成为目前包括美国在内的民主制度的潜规则。在这个逻辑下，华尔街常常成为众矢之的。

第三，所谓“民主”异化成了“媒主”。谁能操纵媒体，无论是用钱、各类新媒体手段还是议题设置的方式，能操纵公众舆论，谁就能在政治选举中占上风。

林肯当所讲的“民有”（of the people）、“民治”(by the people)、“民享”(for the people)，确切的翻译成是“民可作主”、“由民作主”、“为民作主”。这里的关键是，“民”最终享有“主”的结果，而不只是程序、手段。

从这个角度来看，我认为，不只是中国目前需要推进中国特色的政治体制改革，某种程度上看，美国也需要推进美国特色的政治体制改革。能否成功推动政治体制改革，直接决定了美国未来的走向。美国也需要“全面深化改革”，美国“全面深化改革之路”应该是永远在路上。但可惜的是，美国精英们抱残守缺、刻舟求剑，拿着两百年前的所谓“民主原则”不动，不顾及目前的时代变化，没有跟上这个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