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王文】

美国大选特朗普“爆冷”获胜，令全世界开始深思美国政治体制。事实上，冷战结束以后，许多人误以为，美国崛起尤其是在美苏冷战中最终胜出的根本原因，在于体制优势，即以自由民主理念在全球各类体制竞争中胜出。弗兰西斯·福山曾在上世纪90年代初的代表作《历史的终结与最后一人》一书中狂妄地写道：“人类接近千禧年的终点，体制的竞争将只剩下一个人，那就是自由民主”，而这最后一“人”指的就是美国。这股思潮深深地影响了中国整整一代人，以至于在中国舆论中充斥着对本国“体制问题”的批判，有的甚至把所有中国问题都归究为“体制”。

理论误解如此之深，使新一代中国学人必须要从美国崛起的历史源头去厘清“政治体制与国家崛起”的关系。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笔者每年至少要去一次美国，走访了10多个州、数十个县镇，与数百位美国人进行了交谈，并汇集成册《美国的焦虑：一位智库学者对美国的调研手记》，这个问题一直是纠缠在脑海中的思考主线。

美国崛起的真实逻辑

所谓“体制优势”，是对美国崛起相当简单的认识，在思维惯性中貌似解释了18世纪末《独立宣言》发表至20世纪末冷战结束之间美国从偏隅小国至全球大国的崛起史，但面对近20多年来的美国国力相对衰弱的事实，该逻辑却变得哑然：为何同样的政治体制，在美国获得空前国际优势的背景下，却不能保证美国实力的持续走强呢？

民主体制在美国的确立并不是“生而有之”，而是经过了漫长的演化过程。据美国著名政治学家托马斯·戴伊的统计，1787年参与修改《联邦宪法》的55位美国建国先贤中，至少有45人持有国家债券，14人从事土地投机活动，24人放贷和投资，11人从事贸易和制造业，35人是奴隶主，还有15人占有大量的种植园。而当时美国的400万公民，绝大多数都是小农、负债者、小商贩、边远地区农民、服务业者甚至奴隶。在戴伊看来，美国从来就只是由一小部分人而不是广大民众掌控。

此后，美国宪法共经历了27次修正案，对建国先贤们最早确定自由民主规则进行的缝缝补补，延续了体制的生命力，也塑造了体制的吸引力。但这27个有效修正案，最初10个修正案是一次性通过的，其他17个修正案则经历了艰难博弈，有的修正案讨论甚至历时200多年。一方面，这个过程伴随着精英力量以外人群的权利受到尊重，从1861年美国废除农奴制，直到上世纪60年代马丁·路德·金为领袖的黑人解放运动，黑人才逐渐得到享受民主的平等权利。另一方面，美国宪法的修正也充满着斗争与血腥。这个国家经历内战1次、总统遭暗杀4次、周期性的经济金融危机数十次、种族冲突数百次，最终美国在19世纪90年代工业生产总值、GDP逐步超过老牌全球霸权国英国，渐渐成为世界第一强国。

由此看，美国国力的壮大，伴随着一部政治体制的改革史，是社会平等与种族抗争史。体制的变革推动着美国崛起，而崛起的美国又不断提升其政治体制的国际吸引力。从这个角度看，所谓“先有体制，后有崛起”是一种简单和教条式的误导。

当然，有了体制变革，并不必然会有国家崛起。18世纪以来的法国经历数轮制度变革，共经历过5个共和国体制、两次帝国体制，却始终未能成为世界第一强国，原因在于，法国在几次大国竞争中均没有很好地把握战略机遇，而美国崛起却是一个例外。

从国际视角看，美国崛起可大致分为三个阶段。

一是实力渐长期。19世纪初推出的“门罗主义”，奠定了美国独占美洲的根基，迫使欧洲列强争霸远离北美。美国得以偏安一隅，休养生息，虽有19世纪60年代的内战，但整体上却享受到了欧洲大国争霸的“孤立主义红利”以及初期全球化的“国际贸易红利”。19世纪，欧洲大陆共经历了至少8场大战，几乎每一组列强之间都曾发生过大规模的战争，而美国的工业化却是在和平的环境下进行。

二是取巧超越期。上世纪上半叶的两次世界大战，变相抬升了美国的地位。一战欧洲诸强的自相残杀，使美国最终得利，1922年2月，《美英法意日五国关于限制海军军备条约》即《五国海军条约》签字，使英国正式承认了美英海军力量的对等原则，标志着英国海上优势的终结，美国成为在军事上与英国平起平坐者。接着，英镑领衔的“金本位”制逐渐瓦解。二战中，苏联死亡2000多万人，德国300多万，英国450多万，意大利400多万，其他小国家加起来超过4000多万，欧洲几乎变成废墟。1941年后，美国像一战后期那样，中途再次取巧介入，“拯救”了世界。二战后，美国推行“马歇尔计划”，重建世界秩序，一举奠定霸权。当时，美国GDP、工业生产总值、黄金储备都一度占全球60％以上，所有国际体系的设计主体思想均源于美国国家利益的诉求。

三是霸权护持期。秦亚青教授在《霸权体系与国际冲突》一书中曾充分论述过，美国在战后国际体系中的根本国家利益，就是维持霸权国与国际体系中其他国家尤其是主要挑战国家或潜在挑战国家相对优势的权力地位，即护持霸权地位。简而言之，在二战后，美国在政治、经济、军事上曾遇到德国、日本和苏联的挑战，但后三者最后均功亏一篑。上世纪90年代后，世界最终呈现“一超独霸”的局面。

中国可从美国崛起逻辑中汲取营养

美国著名历史学教授韩德（Michael H. Hunt）在《美利坚独步天下》一书中，曾解释了为何美国能够成就霸业的原因，即财富的积累、国民的信仰或使命感以及一个强大、现代化的政府。有此基础条件，顺着时局的变迁，美国历任领导人把国家愿望与物质资源结合起来，稳步地使美国走上了在世界上具有统治力的国际地位。在近400页的书籍中，韩德几乎一句未提中国国内舆论所关注的“政治体制优势”，而是把国家崛起更多地归功于“体制”相对面：“人”以及与之相关的运筹力。韩德教授的总结与我多年对美国调研的体会是一致的。正如这本《美国的焦虑》中用许多的亲历故事所显示的，许多时候，我觉察到的，不是所谓的美国体制优势，反而是他们所谓“体制设计”的吊诡与两难。

比如，中国人最熟悉的美国领导人选拔体制。经过三届总统选举的调研，我切切实实地感受到，美国体制选拔的领导人，首先不是取决于候选人是否具备领导这个国家的能力，或者是否有充分的执政经验，而往往是候选人的游说、演说与筹款能力，尤其是上世纪80年代以后的信息化时代的美国历届总统，第一素质要求竟是“演”！选出的总统要么是演员，如里根；要么是善于演讲者，如克林顿、奥巴马。2016年大选，无论是希拉里，还是特朗普，“演”的特点更甚。

正是这种“体制悖论”——一方面，体制的改革不断需要民众赋权的平等化，即人人需要有平等的选票，决定国家领导人最后归属；另一方面，被选择对象需要迎合大众的导向，导致那些真正的政治大师、战略大师或者有伟大政治家潜力的人物很难脱颖而出——最终使整个美国陷入了无穷的焦虑与迷惘，国家与社会分裂化趋向越来越明显，国家的衰落也成为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