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上述提及的各种现象已经被大量的专题研究所揭示。我们需要回答的更重要的问题是，媒体精英缘何在政治立场上与西方社会的建制派权威走在一起，从而成为现行全球化方案的坚定拥护者。对此，可以从两个相互关联的角度去理解。

首先，这种选择显然符合已经高度垄断化的商业媒体自身的利益。20世纪晚期，欧美各国在既有市场结构下的文化消费需求已经趋近饱和。对于媒体资本来说，两条出路几乎成为必然选择，其一是打破新政自由主义时期对传媒行业的各种政策性约束，让媒体盈利的潜力发挥到极致；其二是打破国际壁垒，让文化产品与其他工业产品一样冲进全球市场，并通过国际分工，降低内容生产和分销的成本。

当时的政策变动刚好满足了媒体集团的这些诉求。在里根政府时期，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废除了带有明显新政自由主义色彩的“媒体公正准则”（Fairness Doctrine），放弃了由公共机构实施媒体内容监管的机制，不再要求新闻业必须播报严肃且有争议的公共议题。克林顿政府时期的媒体政策更为激进，1996年通过的联邦通信法案直接解除了资本在媒体行业投资兼并的各种壁垒，帮助传媒资本实现了大规模的整合与垄断。这些美国传播领域的政策调整很快在世界各国吸引了效仿者，从而转变了全球传播产业生态的基本格局。

在国际市场上，媒体集团也有足够的理由期待尽快实现全球化转型。正如维亚康姆原首席执行官雷石通所言：“媒体公司正关注着那些能够带来最好回报的市场，而这些市场都在海外”；维旺迪环球的前主席比昂迪也声称：“传媒企业长期计划的成功有99%都依赖于海外业务的成功运作”。

很难想象有着如此明确利益指向的媒体集团及其新闻报道能够对主导性的全球化方案进行任何整体性反思。正如格林沃尔德所言，这些媒体精英享受着现行体制带给他们的各种名誉、地位和特权，使他们不得不对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北约、西方军事力量、联邦储备委员会、华尔街和联合国等维系西方普遍性秩序的国际机构展现出爱戴和尊敬。即使他们有时对这些组织的某些行为有所指摘，也不可能容忍那些从根本上否定、憎恨和脱离这些组织的行为。

其次，媒体精英融合为政治建制派的组成部分是一个历史动态的过程。全球化程度的加深不但催生了脱离本土公共生活的跨国资产精英，也带来了一个追捧商业世界主义文化的知识劳工阶层。他们集纳在西方社会那些高度依赖于全球市场的行业，如服务业、金融业、教育业、高科技产业之中。这些人生活在伦敦、纽约、洛杉矶、北京、上海等全球都市之中，普遍受过高等教育，有着中等偏上的收入和体面的工作。他们在公共文化生活中几乎隔绝于本国的基层劳工群体，却是商业大众媒体最主要的服务对象和新闻行业劳动力最重要的来源。

如上所述，媒体在商业运营上的解放与全球市场的发展几乎是一个同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主流媒体重新按照商品的价值大小对受众群体进行了区分，在传播资源高度垄断的前提下，这直接导致大众传播逐渐丧失了公共属性。虽然媒体人还经常以民众的代表自居，但是他们在生活经验、价值观念、审美品位等各个方面都已经与广大基层民众产生了系统性的脱离。

与此同时，媒体精英正在扮演另一个重要的角色，就是在商业阶层和全球化知识劳工群体中承担传播沟通的任务，为他们塑造共同的政治意识和文化体验。这一演变过程在同一个共和政体中创造了两个相互隔绝的文化空间，大量无法直接在全球经济中获益，反而因此失去了工作和福利的基层百姓不仅在经济领域被碾压，也在文化生活中被全球化的建制派所抛弃和蔑视。

在谈及全球化与不平等的命题时，人们往往只关注自由市场经济所带来的巨大阶层分化，却忽视以就业领域和受教育程度为标准出现的社会裂痕。在英国脱欧和美国大选这两个2016年有着全球影响的政治事件中，我们能够清晰的观察到城乡差异、地域差异、受教育程度的差异在选民群体中划出的清晰界限。这并不是一个偶然情况，而是社会撕裂状况的赤裸反应。

2016年岁末，著名国际公关公司艾德曼公布了他们一年一度的“信任指数报告”（Edelman Trust Barometer），并将其研究发现的核心问题命名为“影响力的倒置”（Inversion of Influence）。研究人员用两幅图片来解释这种新现象，左边一张图片是一个正金字塔图形，权威机构和精英人群位于金字塔的顶端，他们的影响力辐射到整个社会；右边一张图片是一个倒金字塔图形，社会基层大众处于倒金字塔的上部，他们相互之间的沟通和信任以绝对优势压倒了权威人群的影响力。

2016艾德曼信任指数报告“影响力的倒置”

显然，研究人员想用这种金字塔前后倒置的变化象征一种传统社会文化秩序的颠覆。这种类比虽然显得简单粗糙和耸人听闻，但或许也以其大胆的方式展露了社会结构性变化的一个侧面。美国作家海耶斯（Chris Hayes）早在2012年的著作《精英的黄昏》（Twilight of the Elites）中也有类似预见。其中的警告在此作为一个注脚颇为合适：“如果考虑到这种对精英体制丧失信任的广度和深度，那么十分清楚的是，我们正在面临着一个社会权威的广泛而毁灭性的危机当中，这种处境要比政府的危机或资本主义的危机更加严重而危险。”

然而，包括媒体精英在内的政治建制派群体所面对的并不是一个突如其来的危机，更不能简单地将这种局面归结为大众的无知反叛和传播技术环境的变化。回顾现代商业媒体发展的漫长历史，特别是近三十余年来新闻界的表现，眼前的危机只能是一个历史的必然结果。媒体人与商业精英、政党精英和大量中产阶级知识劳工同构为社会的建制派群体并与基层民众生活脱节，他们像职业技术官僚一般只能在给定的框架中认识世界，无力回应底层的遭遇和抱怨，也无法弥合社会群体对抗的裂痕，终于迎来了一场失败的悲剧。

（原文在《现代传播》2017年第5期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