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对于西方新闻业的知识精英来说几乎是灾难性的一年。这不仅体现在传统媒体发展前景的持续暗淡上，更反映在英国脱欧和美国大选等令新闻界错愕和尴尬的事件上。一系列调查数据能够更清晰地说明问题，主流媒体的民众信任程度已经下落到二战以来的历史最低点。

以美国的情况为代表，盖洛普的调查显示，只有32%的民众表达出对大众媒体的信任；皮尤研究中心的媒体信任统计数据是18%，而87%的“保守派民众”认为大众媒体在进行歪曲报道；美国新闻学会的调查结果更显严重，只有6%的美国公众对新闻界仍抱有充分信任。欧洲的情况也好不了多少，根据欧洲广播联盟（EBU）发布的报告，欧盟国家民众对主流媒体的信任度也基本在50%以下，持续降低的趋势同样明显。

从19世纪晚期开始，历经一百多年的发展，大众媒体和职业新闻群体不仅扮演着政治议程的推动者、“客观事实”的呈现者，还一直精心地将自己塑造成社会进步的引领者和普罗大众的代表者。在事业最为辉煌的年代，新闻业的知识精英曾经广受民众爱戴，主流媒体的报道和评论几乎就等价于西方社会的文化政治共识。而如今，这一切光荣的历史似乎正在烟消云散，新闻界不仅面临产业上逐步萧条的困境，也在感受着历史上少有的孤立和尴尬。

多年来对欧美新闻业的自由派腔调十分不满的保守政客和民粹运动领袖们开始迫不及待地落井下石。他们利用这场信任危机发动了一轮针对主流媒体的猛烈批评。在英国，独立党领袖、脱欧派代表人物法拉奇（Nigel Farage）在欧洲新闻界的峰会上趾高气昂地宣布：2016年见证了一场“政治革命”，迎来了“局外人”的胜利。他当着众多知名记者的面，指责他们长期忽视底层大众的声音，最终使得主流媒体遭到底层的鄙视和抛弃。

法拉奇在福克斯电视台评论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

在荷兰，极右翼的自由党（Party for Freedom）经受了多年排挤也终于在2016年扬眉吐气，在选举中一路领先。他们同样毫不客气地抨击主流媒体在各种社会议题上的偏颇态度和一直以来对待民粹运动的嘲弄和讽刺。很多长期被轻视的荷兰基层民众确实已经远离主流新闻界，并开始拥护PowNed和GeenStijl等迅速崛起的另类右翼媒体，这让反伊斯兰和反移民的激进声音获得了庞大的听众，进一步推动了民粹主义的政治动员。

荷兰自由党领袖海尔特·维尔德斯

在意大利，政治明星贝佩·格里洛（Beppe Grillo）激烈地抨击该国记者“制造假新闻”并编造各种故事来诋毁他所领导的“五星运动”。他由此呼吁设立一个“人民陪审团”来评判新闻报道的准确性。对于一直声称坚守行业自律，以免公共力量干涉的主流商业媒体来说，这是一个严重的挑衅。难怪格里洛这个“公众监督媒体”的提议竟被新闻业的精英们类比为罗伯斯庇尔、塔利班、斯大林和墨索里尼的媒体管制。

意大利五星运动领袖贝佩·格里洛在发表公开演讲

在德国，反移民政党AfD（Alternative für Deutschland）在短时间内出人意料地占领了议会的大量席位。他们使用Lügenpresse（撒谎的媒体）这个有历史背景的专有名词来攻击新闻界。媒体行业的有识之士由此联想到纳粹针对犹太人、共产党和国外媒体的宣传运动。当时，“撒谎的媒体”正是一个经常被法西斯政党使用的词汇。在欧洲，类似上述列举的现象绝不在少数，右翼社会运动的兴盛及其与主流媒体精英对峙的状况几乎已经遍布各国。

德国右翼社会团体使用纳粹时期的常用语Lügenpresse来批评主流媒体

当然，在这轮来势汹汹的抨击中，最引人注目的还是美国新任总统特朗普的表现。他在多个场合毫无顾忌地公开与新闻界为敌，对主流媒体进行彻底的否定，将偏颇、造假、脱离群众的标签奉送给他们，这在美国政治的历史上几乎是绝无仅有的现象。它所预示的危机已经不简单局限在媒体领域之内。

有意味的是，特朗普等人对媒体进行指责时，经常使用公司化媒体（corporate media）一词。而这一称谓以往一直来源于进步人士和左翼社会运动对主流商业媒体的批评。例如，2016年大选民主党的候选人桑德斯（Bernie Sanders）虽然与特朗普的政治立场和政策方案截然相反，却也在其新书《我们的革命》中用整整一章的篇幅批评“公司化媒体对我们民主制度的威胁”。

与英国工党领袖科尔宾（Jeremy Corbyn）、西班牙左翼政党“我们能”（Podemos）和前些年兴起的希腊左翼联盟（Syriza）等稍显激进的左派运动一样，桑德斯在主流媒体中的待遇虽然不像特朗普那样被反复嘲讽，却是可能更糟糕的结果，即长期被忽视。不仅他们谈及的各种民生议题无法被纳入主流媒体的传播议程，他们的形象和风格也不像特朗普等人那样有卖点，因此常常被排挤在媒体聚光灯之外应该就是可想而知的结果了。

当然，在主流媒体已经失去大量民众信任和关注的年代，这并不意味着这些民粹的或进步的社会运动会丧失动员力量。这一年欧美政治的风云突变告诉我们，传统新闻界的知识精英们已经无法通过精心设计的传播议程来主导社会议程，他们正在遭遇一场在社会舆论影响力上的尴尬溃败。

二

主流媒体的新闻业者面对这场危机表现出了少有的惊诧和失措。危机状况一度让新闻界自身的问题成了新闻媒体评论的焦点。业界评论家的第一反应是责怪愚蠢的大众被煽动和诱导，接着又归罪于社交媒体破坏了传播生态，让理性和真相淹没在激愤和谣言之中。这种感受就像是被错关在铁笼中的囚徒，充满着无辜、焦虑和愤怒，却又只能不断抱怨而无法对眼前的危机进行合理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