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趋势在中美关系中已经显示出了蛛丝马迹。随着双边贸易增长的停滞、中国美债减持和美国制造业回迁等方向性变化，这两个世界最大经济体之间相互依存的程度正在逐渐降低。随之而来的是美国主导的国际舆论中“中国威胁论”的全面复苏。沈大伟绘声绘色描述的中国“软实力攻势”，白邦瑞煞有介事揭秘的“百年战略忽悠局”等言论在事实材料的意义上自然显得捕风捉影、莫名其妙，但这些一直以“知华派”、“亲华派”面目出现的美国国际问题专家突然间转变了立场恰也说明一场精英决策圈内部的传播动员似乎已经悄然拉开序幕。

在舆论上把试图遏制的对象从弱小而无害的形象扭转为强大而危险的形象，这是起码的战略传播准备。正如霍布斯所言：“恐惧是敌对状态的根源”。在这个意义上，对中国南海问题投以持续、紧张的关注，客观上就是不断催促外交决策者重新定位中美关系的性质。同样道理，所谓俄罗斯组织黑客操纵美国大选的论断从没有一个可以拿出来示众的证据，但是当这个故事被美国政界高层和主流媒体严肃认真地重复了一千遍以后，那些想要达成的宣传目标就已经悄然实现了。

就在2016年年底，美国总统奥巴马签署了《波特曼-墨菲反宣传法案》。根据该法，美国国防部将在2017年获得额外预算，专门建立一个反宣传中心，对抗外国对美国的宣传。除了国防部，诸多非政府组织、智库和学术机构也将得到联邦政府提供的资金和培训开展反宣传相关工作。不管这项法案面对的是真威胁还是“假想敌”，事实是它将以防备的正当理由进行公开资助，把各种战略传播资源成功地调动和组织起来。这预示着国际传播领域的对抗性关系已经走向前台。

无独有偶，在美国《反宣传法》签署前的一个月，欧洲议会也刚刚通过了《欧盟反击第三方宣传的战略传播》决议案，直接针对俄罗斯卫星通讯社和今日俄罗斯电视台（RT）。决议指出，莫斯科在针对欧盟进行敌对宣传。俄罗斯的诸多媒体、基金会和外事机构已经构成对欧盟及其东欧伙伴的主要信息威胁。在此之前，RT电视台在英国的银行账户突然遭遇冻结，已经引发了这家在西方世界影响力日盛的新闻媒体和俄罗斯政府的抗议。这一次，被指责侵害言论自由的对象变成了欧盟和英国，他们曾经正是信息自由流通的坚定支持者。

将当下世界政治与传播的发展方向说成是对冷战时期的回归，这样的言论已经屡见不鲜了。然而与上个世纪不同，在“第三世界”作为一个形象模糊的存在难以发声的年代，21世纪的冷战不用对进步意识形态做出太多妥协，它有可能发展成更彻底的孤立主义和极端危险的对抗关系。冷战过后，美国的对外宣传体系已经逐渐衰弱，缺少统合，难觅心理战时期朝气蓬勃的局面，如何通过制造各种版本的威胁论，重新构造这套体系并强化其传播动员能力将是一个值得国际传播研究持续关注的问题。

谈到国际传播中的横向分裂，另一个有趣的问题就是RT这类新兴媒体的崛起。在国际传播中，对媒体话语的垄断能力是权力实施灵活性的保证。在这个意义上，当最具影响力的媒体平台掌握在一个政治联盟体系中时，国家机器就可能扮演一个十分重要的角色，可以在危急时刻超越"政治正确"的限制，确保国际舆论的稳定。

正像2003年的伊战时期，原本美国主流媒体中为数不少的反战声音都因为潜在的“宣传纪律”而噤若寒蝉。此时恰恰是这一体制之外新兴的半岛电视台异军突起，扮演了普世价值的守护神。半岛台作为“体制外的明星”并不是西方文化建制派价值观的挑战者，他们只是这种价值观更彻底的贯彻者，彻底到可以不受现实政治策略的干扰。

如果卡塔尔投资的半岛是国际传播领域的“体制外媒体”，那么俄罗斯投资的RT就可称得上“反对派媒体”了，他们在精英气质和价值话语体系上与建制派媒体并无二致，也正因为如此，这些媒体上提供的反面事实材料和另类分析角度能够对西方公众产生更大冲击。这种趋势自然会引发西方权力精英的高度警惕。

对另类媒体的排斥和驱逐很典型地说明，全球化进程不过是二战结束以来美国治下和平（Pax Americana）在后冷战时期的延续而已。在重大国际问题上，媒体口径的相对一律是这一全球治理体系的内在要求。半岛和RT的涌现证明，这一全球治理体系的宣传中枢或许正在逐渐丧失对主流舆论的全面掌控。

三

相比俄罗斯充满积极行动意识的对外传播体系，在全球地缘政治中占有同样重要地位的中国却有些困扰于“国际传播能力”上的弱势。作为全球经济一体化的热心支持者，中国媒体精英一直以来的坚定立场是积极融入西方文化建制派构造的“同一个世界”。因此，将20世纪革命建国的历史经验，以及在这些历史经验中得以延续的一些中国特色发展模式搁置在主流传播话语体系之外看来就成了一个必然选择。

近几十年来，习惯于按照全球文化建制派的价值理念来发声，已经让中国的主流媒体失去了自主性的历史坐标，很难再想象和讲述另类的世界秩序图景。而在传媒产业的寒冬中，国家的各种媒体融合和保护政策还在不断给这些体制内机构输血。如今，当中国社会内部与其他市场经济体一样面临各种矛盾问题时，过时的全球化语汇和发展观念恐怕难以有效安抚社会大众，而作为宝贵政治认同资源的近现代历史叙述又面临着虚无主义的挑战。与很多西方国家一样，中国在社会整合中的传播危机同样存在。

在世界舞台上，随着贸易保护主义的升温，2016年的中国已经成了全球经济开放的领头羊。这一年中，G20杭州峰会和APEC秘鲁峰会上，中国领导人都恳切地呼吁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继续推动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与此同时，意义非凡的“一带一路”倡议已经取得了引人瞩目的成果，实现了与“光明之路”、“两廊一圈”、“中蒙俄经济走廊”、“中巴经济走廊”和海湾地区等多个区域经济的成功对接，预示着一个新型地缘政治格局的成型。

由中国所带动的这些全球化中的积极因素更凸显了传播领域工作的滞后。面对西方建制派媒体如19世纪“黄祸论”一般的攻击，我们很难找到有理有力的健康回应，更不用说在孤立主义泛滥的局面下如何在整体上阐述一个国际新秩序的远景目标了。

在这一年中，中国传播领域真正让人意外的事件不在庙堂之高，而在江湖之远。

年初“帝吧出征”的威武壮观和年末中国网络文学引发的海外翻译热潮，都让我们见识了90后群体不可小看的跨国传播能力。这些社群所展现出的动员力、组织力和传播影响力可能已经远远超过了投资甚巨的国家传播工程。不仅如此，中国数量相当庞大的青年知识群体在网络围观英国脱欧和美国大选等国际事件的过程中表达了诸多与文化建制派不同的价值观念和政治语汇。这提示我们，主流媒体的聚光灯之外不再是一片鸦雀无声，而聚光灯内的声音也已经显得越来越孤立。

适逢2016年末，当我打开电视和门户网站，映入眼帘的尽是圣诞节的欢乐促销，而在微信、微博等社交媒体上，我却不断看到全国各地纪念革命伟人诞辰的各种规模庞大的群众活动。政治生态和传播生态的变化显然是旧体制的危机，而新的政治可能性似乎也正在向我们招手。

（本文发表于《对外传播》杂志2017年第1期）